的禍苗。

此時各軍除任意擴充外，各軍首長復紛紛涉足政財兩界以擴充其個人的影響力。湖南攻勢發動之初，唐生智即受任為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八軍到武漢，唐氏的勢力也隨之向外延伸。江西肅清後的首任主席為李烈鈞，但旋即改由第三軍軍長朱培德擔任，隱然以江西主人自命。此外，各軍長、師長復紛紛薦舉心腹股肱出任收復地區的縣長和稅局局長等職。中央領導人物既已徇私，影響所及，下級政治遂“治絲益棼”，無法收拾了。

際此軍政擾攘爭奪之際，我第七軍奉命陳師鄂東，卻絲毫未改舊觀。論戰功，無論在湘、在贛均首屈一指，論將士傷亡的比率，也是各軍中最高的，但是我們絕沒有乘機要挾擴編。自衡陽而後，我軍累克名城要隘，然既克之後，我軍便迅速推進，將地方行政交予戰地政務委員會負責處理，我軍不參與絲毫。自湘而鄂而贛，我軍終未推薦一人出任縣長，更未保舉一人助徵稅捐，凡此史籍均有可考，未可虛構。雖當時我們頗為清議所嘉許，而官方別無獎勖之辭。然我軍終能於北伐史上長留清白的一頁，今日回想，也很覺*。

二

軍事之外，當時政治上所潛伏的暗礁尤為嚴重。此種暗礁所來有自，初非一朝一夕所形成。其根基早伏於國民黨左右兩派的內訌，再加以共產黨的活動，而蔣先生本人於1924年本黨改組後，或左或右，縱橫捭闔，以培植其個人地位權力的作風，更如火上加油，必至*而後已。

本黨於1924年改組之初，黨內領袖即因對容共意見的不同，隱然形成左右兩派。此時如中央領導分子目光遠大、氣度寬宏，此種意見的分歧未始不可逐漸化除，使全黨同志和衷共濟，為“三*義”革命而奮鬥。無奈總理死後，汪、蔣二人一味“左傾”，借重共產國際的援助，逐漸奪取黨政軍的領導權，致迫使黨內一部分領袖脫離中央。至於中山艦事變的內幕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蔣氏發動政變，以打擊共產黨始，以排擠汪兆銘終，則為不易的史實。汪氏既除，蔣氏重表示“左傾”，與共產黨、蘇聯顧問攜手以打擊正在為其*政變喝彩的“西山派”，斥之為反革命。蔣氏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並非由於其政治觀點的改變，事實上只是其個人的權術，以虛虛實實的姿態排除異己，以達其個人*的目的。當時本黨左右派的領袖都不直其所為，只因其權勢炙手可熱，對渠無可奈何而已。然蔣氏*的跡象已現，故左右兩派一有機緣，都想對蔣加以抑制。

至於共產黨則自始至終與蔣氏即系互相利用。中山艦事變時，蔣氏幾已公開*，而共產黨和蘇聯顧問卻一再忍讓。因他們那時如公開反蔣，則國際共產在中國便無可利用的人，而蔣反可挾“右派”以自重，頓時成為中國的*英雄。在共產黨看來，蔣氏四面皆敵，到共產黨發展至相當程度，不愁蔣不就範。共產黨之所以公開反對北伐，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而蔣則利用共產國際的支援，虛與委蛇，以取得國民黨內的實際黨權和軍權。故蔣共雙方自中山艦事變後，鬥法已久。今番北伐軍進展勢如破竹，席捲全國之勢已成，一旦天下大定，蔣氏軍權在握，其個人*，將為必然的後果。因此在我軍擊潰吳、孫主力，取得基本勝利之後，此種顧慮，遂氾濫於國共兩黨之內。國民黨方面領袖想在革命軍事尚未完成勝利之前，從速提高黨權，以免蔣氏*。而共產黨方面，卻利用國民黨領袖原有的反蔣情緒，推波助瀾，發動一大規模反蔣運動，以收漁利。以故11月中旬，廣州乃有所謂“海內外黨部聯席會議”的產生。一面發動迎汪之議，想使汪重立黨政而抑蔣，另一面則想修改“總司令部組織法”，以削減總司令兼管革命軍克復地區民財兩政的大權。

由於軍事和黨政上這兩大暗礁的逐漸暴露，到1926年底，反蔣運動已有山雨欲來之勢。至所謂“遷都”問題發生，這一運動便正式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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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北遷問題與反蔣運動（1）

一

所謂“中央北遷問題”實系由蔣總司令堅持要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遷往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所引起的。先是，我軍肅清鄂贛之敵後，廣州國民政府便決定北遷，以配合北向進展的軍事。就形勢說，中央北遷，應以武漢最為適宜，南昌斷沒有成為臨時首都的資格。

蔣總司令之所以堅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因那時中央方面防蔣軍事*的空氣正日見濃厚，武漢方面的四、八兩軍，在蔣看來，又非其嫡系。萬一國府和中央黨部遷往武漢，蔣必然失去控制力，所以他堅持中央應設在南昌。但是蔣氏的理由卻十分薄弱，他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