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而中央政令在全國即將統一之時，遭受極大的阻力，尤損威信。

馮氏的消極抗令，就事論事，也情有可原。因馮軍所駐西北各省均極貧瘠，地方收入不足以養重兵。今平津光復，地方稅收甚豐，馮軍幾一無所獲，安得不怨？

事實上，軍事新勝之後，諸將爭功本不易應付，而蔣先生不但不善加處理，反想擴大其矛盾，促成其惡化，以收漁利，實有失全國軍事統帥的風度，居心也不可恕。我當時在武漢目擊這種事態的演變，內心頗引為隱憂。於是一面電中樞，主張裁兵，移軍費作工農建設，以政治方式解決國內的紛爭（此一裁兵電報曾傳播各地，頗為輿論界所讚揚）；一面派曾在馮處任職的高階參謀黃建平偕李鳴鐘前往河南新鄉，慰問馮先生的病狀，並代為懇切陳述我對善後會議的意見。略謂：民國成立以來，外有帝國主義的侵凌，內有軍閥的割據，北征南討，擾攘經年，民苦已久。今賴將士用命，人民輸將，北伐既已完成，國家統一在望，倘善後會議遭受挫折，中央固有責難，人民也不會諒解，則吾人何以自處？深盼馮公顧全大局，忍辱負重，扶病北上，參加善後會議，則公私兩利，實國家之幸。旋接馮氏覆電，略謂：黃、李兩君蒞臨，並出手示，情誼拳拳，銘感肺腑，至分析時局，洞若觀火，尤為欽佩。我兄如北上參加善後會議，弟當扶病奉陪末座云云。我接此電後，極感快慰，隨即拍電報告蔣先生。中央諸公獲此清音，一天雲霧頓時消散，歡忭可知。那時，蔣先生已派吳忠信來漢，擬請我居中調處，因我實是擔任這項任務最適當的人選。論攻克平、津的戰功，我第四集團軍或在第二、三兩集團軍之上；但我軍功成不居，祿亦弗及，我輩也從無怨言，殊足以為馮玉祥作規範。不意我已自動從旁疏解，並已獲得了圓滿的結果。

善後會議與東北易幟（2）

南京接電之後，蔣總司令乃決定約我同道往新鄉，親約馮玉祥往北平開會。這是蔣氏捨近求遠，取道武漢，前往北平的原委。

1928年6月下旬，國民政府乃正式透過設立裁兵善後委員會，並決定於北平召開善後會議。6月28日蔣總司令率總參謀長李濟深、中委蔡元培、吳敬恆、張人傑、戴傳賢及隨員張群、陳布雷等一行二十餘人，自寧抵漢。我既為武漢政治分會主席，少不得帶了文武官員暨各民眾團體到江畔歡迎。旗幟招展，鑼鼓喧天，為蔣總司令復職以來難得的盛會。當晚設宴為諸公洗塵。誰知在此宴會上，竟發生一項不愉快的小事件，後來蔣先生歧視第四集團軍，可能便種因於此。

原來在宴會舉行時，我第四集團軍中的夏威、胡宗鐸、陶鈞三軍長俱未出席奉陪。盤箸虛陳，情形頗為尷尬。我發覺之後，立即派人去催，他們竟都託故不來。此事使位居首座而氣量褊狹的蔣總司令頗為難堪，心頭自然不悅，可能更疑竇叢生。

其實，夏、胡、陶的缺席並無惡意。只是他們三人都是習於戰場的生活，粗邁豪爽，不拘小節。性喜高談闊論，大碗斟酒，大塊吃肉，對於蔣總司令特意裝模作樣、嚴肅靜穆的官場應酬，感覺乏味和不慣。我間或有款待上賓的正式宴會，他們三人也往往不參加，並說：“有總司令在招待難道還不夠光輝，要我們去幹什麼呢？”我也不以為意，因一般宴會他們本可不必參加。

但是這次的情形便不同了。我們的主客是復職不久的最高統帥——蔣總司令。在這場合，他們三人一致不參加，就容易引起誤會了。事後，我深悔沒有事先關照他們三位粗枝大葉的莽漢，以致造成不愉快的場面。

更壞的是，宴會的翌日，蔣總司令循例檢閱第四集團軍駐漢部隊。我首先致簡單歡迎詞，然後恭請蔣總司令訓話。訓詞當然冠冕堂皇，大意謂：革命軍人應忠誠擁護中央政府，應盡階級服從天職和確守軍風紀，不惜為國家犧牲云云。蔣氏辭畢，不料身為閱兵總指揮官的胡宗鐸心血來潮想出風頭，突然站出閱兵臺前，對中央來賓諸公和官佐士兵，提高嗓子，大放厥詞。略謂：革命北伐軍在進展期中，中央政府政潮迭起，以致影響軍事，屢受波折。自今以後，深盼中樞開誠佈公，賞罰分明，用人唯才，造成政府廉潔風氣，俾武裝同志為國犧牲才有代價，才有意義等語。這番話顯然與蔣總司令的訓詞針鋒相對，使我驟然陷於誠惶誠恐的境地。宗鐸此種言論，發之於私人談話之間，尚無不可，在這種場面下公開演說，實在大為不雅。蔣先生當然大為不快，此事可能也是他後來決定消滅第四集團軍的原因之一。

這兩不幸事件發生後，我曾因夏、胡、陶三人不識大體，認真地訓斥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