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置之不理。因此武漢政治分會中諸委員乃一致主張對程潛採取行動。有時我將程氏蠻橫態度向中央吐露，中央方面人物，如吳忠信等，竟慫恿我將程潛撤職。

在各種因素累積之下，程潛與武漢政治分會的關係，逐漸發展至非決裂不可的程度。武漢政治分會為此事數度開會密議，大家一致主張將程潛扣留撤職，並敦促我從速執行。一次，在程氏來漢開會時，武漢政治分會遂將程氏扣留，並呈請中央將其撤職，改派魯滌平為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所部在湘駐防的第六軍，聞主帥在漢被拘，乃自動向江西撤退。魯滌平在中央明令發表後，率其第二軍入湘，接任主席。湘局既定，程氏即恢復自由，武漢政治分會乃撥鉅額川資，送其東下，寓居上海。

此次拘押程潛，雖系程氏咎由自取，然事後我對武漢政治分會此一孟浪行為深覺過分。頌老受一時之屈，事後對我未嘗有片言的抱怨，其胸懷的豁達，實屬可欽，而我本人則引為終身之疚，至今悔之。

完成北伐（1）

一

南京國民政府既經重建，唐、張之變也已平息，所部均奉令整編，預備繼續參加北伐。由於寧漢分裂而左右為難的川、雲、貴各省，至是也表示絕對服從中央。全國除東三省、熱河、察哈爾、河北等省尚為奉軍所盤踞外，餘概在國民政府管轄之下了。為徹底統一全國，國民政府乃決定完成北伐。

國民政府職權，名義上雖由蔡元培、李烈鈞、譚延輳А⒄湃私堋⒍∥�諼邐懷Ｎ裎�備涸穡��侵醒朧導嗜�υ蠆儆誚�壬�蝗酥�幀Ｈ喚�壬�粗耙潦跡��苊夤�寺釧�薔��*者起見，特於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中提議於廣州、武漢、開封、太原設立四個“政治分會”，由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分任政治分會主席。

中央政治會議又決定將馮、閻所部番號改為“國民革命軍”。成立四個“集團軍”，以資劃一，並以蔣中正（兼任，何應欽代行）、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其餘不屬於四個集團軍戰鬥序列的部隊，則由國民政府直接指揮。

此項新任命的公佈，表面上雖為中央政治會議所透過，事實上則為蔣先生一人所策劃。當時我適因公在南京，但是我並非政治會議委員，不便參加討論。因而在政治會議開會前，蔣先生特地約我到他官邸談話，並告知我此項意圖。這多少含有市恩之意，而四人之中，當然以我受惠最多。蔣先生事先以此告我，以為我一定受寵若驚，誰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因為當蔣先生告訴我此項決策時，我一面靜聽，一面揣測其含義的本質。這新措施顯然與蔣先生大權獨攬的作風背道而馳。蔣先生何以忽然要將中央的權力分散到我們四人身上呢？他無非想利用馮、閻為北伐賣力，揮軍北進擊破奉軍。至於我和李濟深，不過是被用作陪襯而已。因馮、閻二人都是軍界老前輩，資望在蔣先生之上，如番號統一，二人均將受蔣節制，頗使他自覺不安。所以蔣先生要把我超遷，與馮、閻並列，一則可以表示蔣總司令大公無私，不究資歷，唯才是視；再則因為我原系他的部下，今日擢升與馮、閻平等，可對馮、閻起規範作用，使蔣總司令便於指揮。我同時想到我個人的名位，蔣先生今日與之，異日又取之，何必多此一舉呢？所以我毅然表示不同意。

我對蔣先生陳述我不同意的理由，大意是說，設定政治分會的省份，概在交通便利、中央政令可以朝發夕至之區，並非中央鞭長莫及的邊疆；而且政治分會的組織和權力，有甚於北洋政府的巡閱使制度，頗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局，為國家長治久安計，似不宜有此一駢枝的機構，請慎重考慮，然後決定。

至於集團軍的設定，也不必把我和馮、閻並列。在馮、閻附義之初，馮氏已自稱“國民聯軍總司令”，閻氏也稱“革命軍北方總司令”。今不久即將會師燕京，數十萬大軍向同一戰場前進，中央將各軍番號劃一，委馮、閻為第二、三兩集團軍總司令，不失為明智之舉。唯我本人現任第三路軍總指揮，統率戰鬥序列內的部隊原可多可少；何況北伐已近尾聲，一旦戰事結束，則“總司令”、“總指揮”等戰時名稱，即應撤銷，故不宜升我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以免改弦更張。對我個人來說，也正符合總理昭示革命黨人“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遺訓，請勿建議我擔任此項新職務。

完成北伐（2）

蔣先生卻說，處今日的情勢下，非如此措施不可，並說：“他們北方既有兩個‘總司令’，我們南方也應有兩個‘總司令’，方為公允……”蔣先生身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