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後，我便根據此一線索，囑我方諜報人員及與日方接近的友人，多方自日本少壯軍人集團中設法探聽，才獲得如上的情報。事雖跡近荒誕，然證之以蔣先生在“九一八”前對內對外撲朔迷離的作風，實難斷言此事的必無。

二

蔣先生自日返國後，遂一意與汪言歸於好。蔣既有意負荊，汪更無心拒客，雙方都已半推半就，共產黨12月11日廣州“暴動”後，汪曾腆然公開宣言，籲請蔣同志復職，領導中樞，渠本人則從旁消極協助云云。汪氏的話一出，蔣的復職幾成定局，而攀龍附鳳之徒，乃乘機推轂，上海四中全會的預備會遂正式透過請蔣氏復總司令職的議案。蔣氏本已有“別人不請我自來”的腹稿，1月9日乃在南京正式宣言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

在蔣總司令復職的醞釀中，外界傳聞白崇禧和我曾有反對的表示。此種謠言，可說是毫無根據的揣度之辭。在兩廣統一、出師北伐之初，我們以一股革命熱忱，服從中樞，擁護胡、汪、蔣的領導，完成革命大業，可說是出於赤誠。到了共事日久，發現他們彼此之間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置國家利益於腦後的作為，始則憂慮，繼則惋惜，終則彷徨。試想歷年以來，數萬將士斷頭流血，肝腦塗地，所換得的徒為若輩植黨營私、攬權竊位的資本，寧不令人痛心。故對汪、蔣的作風，心至不悅則有之。至於蔣總司令復職與否，權在中央執監委員會，我等統兵將領唯當服從中樞決策。且蔣先生的復職也斷不會因我等反對而中止，我們心縱不悅，也雅不願做徒招反感而於事無補的笨事的。

不過蔣先生於12月1日在滬與宋美齡女士結婚之前，特於報章發表宣告，其內容大略是說，他與毛氏、姚氏、陳氏的結合，並無婚約，從今起斷絕一切關係。並申述他以前的革命是假的，今與宋女士結婚後，才是真正開始革命工作云云（此談話的原來措辭可能較報紙所載為委婉）。蔣、宋結婚時，我已由武漢乘輪東下，正在赴滬途中。當時閱報及此，我心中有無限的感慨。自思我們革命軍全體將士在蔣總司令領導之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傷數萬人，難道都為“假”革命而犧牲？我們此後再追隨蔣總司令，冒鋒鏑矢石，去“真”革命，也豈視一女子為轉移？內心悒悒不樂之下，我遂決定不送賀禮。殊不知黨政軍各政要均奉贈厚禮，即使與蔣先生最為格格不入的程潛，也未能免俗。唯我一人，始終未送禮物。當時年輕，閱世未深，頗易任性，今日思之，也覺毋乃過分些吧。

蔣、宋婚禮的次日，我偕內子到達上海。蔣先生知道我們抵滬，當晚即送來請吃飯的帖子，3日下午7時，我和內子乘汽車去謁見蔣先生夫婦於其住宅，也照例說幾句道喜吉利話。只見滿客廳都是各界贈送的豐厚禮物，琳琅燦爛，光耀照人。睹此情景，我反覺此心坦然，毫不感到難為情。蔣先生夫婦也落落大方，殷勤招待，言談甚歡。

重建中樞，綏靖兩湖（3）

蔣氏復職後，胡漢民、孫科、伍朝樞等，因不支援蔣與汪合作，先後離南京出國。寧漢兩個國民政府對峙之局，至是復定於一，黨內政潮重歸平靜。中央政治會議也恢復辦公於南京，並籌備召開四中全會。經過數星期的籌備，四中全會乃於1928年2月1日*於南京。汪派人物何香凝、顧孟餘、陳樹人等七八人，也照常出席，唯汪兆銘則避居海外。大會決定改組國民政府，及恢復軍事委員會，唯人選則大體如舊；國府仍採常務委員制。大會並透過整飭黨務，完成北伐，

1928年8月1日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在廣州、武漢、開封、太原設政治分會各議案。

四中全會於2月7日圓滿閉幕。寧漢分裂以來，不少省份有分崩離析現象，至是總算表面重歸統一了。

三

當中央正在籌開四中全會時，唐生智的基本部隊殘部均退回湖南。當時我軍之所以未銜尾追擊，乃為顧慮地方糜爛，故派西征軍參謀長張華輔入湘，洽商收編。唯唐軍殘部不願受編，反竭力招兵買馬，與各方勾結，企圖擴大叛亂。1月初旬，國民政府乃電令白崇禧（時為第三路前敵總指揮）、程潛自武漢督師南下，繼續*。白、程奉命後，即分兩路入湘。程潛率第六、第四十四等軍，自武長路南下；白崇禧則指揮第七、第十九兩軍，由通城向平江會攻長沙。我軍於1月15日發動，17日佔領嶽州，程潛即進駐嶽州；白崇禧也親往通城指揮。1月21日我軍發起全線總攻，冀一舉而下長沙。此時敵軍也背城借一，拼死抵抗。雙方在汨羅江兩岸鏖戰正酣時，我右翼第四十四軍葉開鑫部忽然叛變，乘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