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員將英語翻成漢語就比較順暢了，他對一旁的司務長和李炳雲說；　“上尉告訴俘虜們，說他二次大戰時期在中國呆過很長的時間，相信中國人的道德標準，希望大家鼓起信心，遵守紀律，千萬不要再做蠢事。”

會後，戰俘們一致推選上尉當戰俘聯絡代表，配合小分隊一起工作。上尉還找司務長單獨談話，轉達許多戰俘夥伴的共同心情，對連續發生的不幸事件，都願意進行深深的反省……

天無絕人之路。第二天晚上，到後方領導機關報告情況的一名通訊員和一名朝鮮女青年，乘著一輛卡車回到了山村，帶來兩袋大米、一包鹹魚和許多食品罐頭。後半夜，卡車返回後方，接走了20多名病傷嚴重的戰俘，直奔戰俘收容站。

千周後，其餘的戰俘也比較順利地到了目的地。途中，又有6　名戰俘相繼死亡。死亡特徵異常相似，都是在不知不覺間進入昏迷狀態而停止呼吸，毫無痛苦地結束了生命。這種猝死情況，使得戰俘和志願軍押送人員都感到非常驚奇，一時又解不開這個可悲的謎。

這次戰俘轉執行軍，比起從“三八線”出發的千里輾轉，也許並不是最典型的一次。

戰俘千里轉運，危難確實存於始終。聽說有一支戰俘轉運隊伍遇上B　—29重型轟炸機的“大把抓”轟炸，同時投下十幾噸的炸彈，構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數十人的戰俘隊伍連同志願軍押運人員，霎時化為烏有。

如果朝鮮半島上真的存在戰俘“死亡行軍”的話，那末，從本質意義上說，決不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為西方戰俘們製造死亡，而是侵朝戰爭的決策者和指揮侵朝戰爭的美軍將領，為西方戰俘們製造了死亡。 四 要感謝西方那些正直的新聞工作者和敢於說真話的人們，是他們用良知揭開了“朝鮮半島‘死亡行軍”的彌天大謊，弄得謠言製造者狼狽不堪。

美聯社倫敦分社於漢萊發表談話的第三天，便從倫敦發回了一則電訊，報道了英國官方對漢萊講話的懷疑：　英國“外交部發言人今天告訴記者說，關於所說的暴行，英國還沒有得到正式的情報。又據國防部官員說，英國政府也沒有從諜報方面得到任何訊息。”“一部分政府官員說，他們可以十分肯定，假如共軍曾經不斷進行屠殺的計劃，全世界在這以前就已經知道了。”

最先向美國官方發難的是美國自由派報紙《華盛頓郵報》、保守派刊物《夜星》，以及《芝加哥論壇》的附屬報《時代先驅報》，他們公然發表社論或署名文章，對漢萊上校揭露的“暴力事件”和提供的“共產黨殺害美俘”的數字表示了懷疑。《時代先驅報》在頭版刊登了一篇來自東京的快訊，還附加了編者按語稱：　“五角大樓的一位權威人士斷言說，陸軍司令部沒有確切證據可以證明，中國共產黨在朝鮮戰爭中幹下了屠殺戰俘或其他野蠻行為。”

謊言露了餡，李奇微如同芒刺在背，急忙發表了一個宣告，假裝事先對漢萊講話“毫無所知”，說要。　“派人對此事進行調查”，又說對漢萊“遽爾發表”談話表示“非常遺憾”雲。美國國防部也急忙推卸責任，釋出公報稱漢萊的講話“在發表前並未與此間官員諮商”。

第15節

漢萊不甘心當默默無言任人宰割的替罪羊，他向合眾社、美聯社招供了實際情況：　“我當然是奉到高階官員的批准才發表講話的。”漢萊說，叫他發表關於共產黨暴行材料的指示，“是總部參謀處經過正常的途徑發下來的，他本人遵奉了這項指示。”“我從總部新聞處得到許可以後才發表了數字。”他所說的“總部”，無疑是指“聯合國軍”總部。從釜山被召到東京的漢萊上校，這回說了真話，卻失去了自由。國際通訊社於11月18日從東京發出的電訊說：　美國“陸軍方面今天不許漢萊和記者見面。漢萊可能仍在東京，可是記者們今天力圖 和他見面，都因陸軍方面的阻止而達不到目的。”

其實，在這一起嚴重的造謠事件中，最為難堪的不是小小的第八集團軍軍法處長漢萊上校，恰恰是“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將軍。因為漢萊被新聞界逼得理屈詞窮走投無路時，可以亮出了他的救命符：　“我是奉上司之命這麼說的”；　而李奇微這位上司當然不好把責任再推給他的上司———美國總統，於是，他被犀利的新聞追光緊緊地釘住在輿論舞臺的中心，不得不強作鎮定，作一番掙扎式的表演了。李奇微將軍窘態百出，一次又一次地發表“正式宣告”，一會兒說中共殺掉了8000名美國戰俘，一會兒說漢萊公佈的殺掉5500名美國戰俘的數字是正確的數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