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難辦的事也非辦好不可！

第19節

天地間人為貴。謀事在人，人最要緊。頭一項刻不容緩的準備工作，便是以最快速度徵集最得力的管理人才和翻譯人才。

前線的需要，便是祖國的召喚。於是，急如星火，許多優秀幹部從各部隊相繼抽調到了俘管處；　許多英語水平比較高的青年男女，也趕緊報名參加志願軍，紛紛踏上征途，奔赴朝鮮，著手執行這一項不持槍直接參戰而其意義又不亞於持槍直接參戰的特殊使命…… 四 愛國主義的旗幟所產生的凝聚力；　是無可比擬的。 抗美援朝階段，正是神州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時代。當時報名參加志願軍赴朝擔任戰俘管理工作的人們，既有曾經為建立新中國而轉戰南北剛下徵鞍的老戰士，也有各個社會階層的優秀兒女，特別是有一批品學皆優的大學生和具備高等外語水平的專家學子，也爭先恐後地投身於這一戰鬥行列之中。這些人有的出身名門望族，有的剛從海外歸來，手中還攥著美英等僑居國的合法居住證，有的從事著滿意的專業，有的新婚燕爾，有的剛剛投入愛河；　然而，當祖國需要，他們便可以毫不猶豫地摒棄自身的幸福，將個人安危置之腦後，義無反顧地踏上征途。

這些參加俘管工作的新老戰士們，多數人在開頭的時候，並不曾料到要跟外國俘虜打交道……

張常瑾原是解放軍的一位軍事參謀，他闖入志願軍的戰俘營，帶有戲劇性。

1951年春，25歲的張常瑾率領20多名解放軍的青年幹部，到朝鮮戰場搞戰況調查，先到東線的第九兵團兜了一圈，隨即折向西行，準備去西線的志願軍部隊。在經過碧潼的時候，俘管處主任王央公盛情留客，原來他別有一番用意。

“想不想當志願軍啊？　”王央公含笑道，“只要點個頭，手續好辦。你們這撥子年輕幹部，都是部隊裡選拔上來的尖子人才，有文化，又有實際工作經驗。眼下，俘管處剛剛建立起來，還是個空架子，人手嚴重不足，俘虜卻在不斷增加，亂得一塌糊塗。我看你們就不要走了，留下來幫我們把這一攤子收拾收拾好，意義也不小，有國際影響哩！　”張常瑾讀過初級中學，懂一點外語，13歲那年就參加了八路軍，當過宣傳員，文化教員，後來改行當參謀，文職變成了武職；　這回要他擔任俘管處的教育科負責人，武職又變成文職。在戰爭環境中，職務的多變，往往反映一個人具有廣泛的志趣和靈活的適應能力，也反映一個人的責任感和進取精神。張常瑾就是這樣的人，風華正茂，虎虎有生氣。他看到初進戰俘營的外俘確實不好管理，又覺得管理外俘生平頭一回，倒也新鮮有趣，二話沒說，便答應了下來。

帶頭雁的行為總具有導向作用。張常瑾的態度一明確，同來的青年戰友們異口同聲地嚷嚷，都說這樣的事用不著商量，前線的需要就是革命軍人的天職，志願軍就這麼當定了，外俘管理工作就這麼幹定了。三月間，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政大學教導團副團長張芝蓀和第29軍聯絡部部長夏時，相繼接到命令，到南京第三野戰軍政治部報到。政治部領導接見他們，告知朝鮮戰場迫切需要敵軍工作幹部，問他們是否願意入朝工作。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本是每一箇中國人義不容辭的職責，他倆欣然同意。領導便要求他們從部屬中動員一批思想好、能力強、身體健康的連級以上幹部，火速奔赴朝鮮，組建第一個正規的外俘管理團。張任團長，夏任政治委員。

解放戰爭期間，張芝蓀和夏時在部隊中的工作，主要是瓦解敵軍和對敵軍中起義與投降官兵進行教育訓練。心有靈犀一點通，一聽說要去朝鮮，他倆立刻意識到，朝鮮前線打了大勝仗，抓了大批敵軍戰俘，又有他們的用武之地了。

二月底，張芝蓀與夏時分別率領一批骨幹和少數勤雜人員，從南京乘上悶罐列車，北上瀋陽，會合後，立即經安東（今丹東）奔赴朝鮮。當時宣佈嚴格紀律，一切行動對外保密，不得給親友寫信通電話發電報，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去向。隨帶的物品中附有任何解放軍的標記都得除去，連毛巾上印著的“八一”軍徽和“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字樣也統統剪掉了。

第20節

當這些管理骨幹迅速到達志願軍俘管處的時候，一批批外語人才也相繼到了朝鮮。他們從北京來，從上海來，從南京來，從杭州來，從全國最繁華的城市來，來到了沒有後方沒有安全保障的朝鮮戰地。這些外語人才，個個稱得上真正的知識分子，那時候謔稱“洋包子”。這樣的“洋包子”在開國之初為數還很少，猶如鳳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