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是郭沫若研究古文字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金文研究的一部力作。他本著“治殷周古文，其目的在研究中國之古代社會”的宗旨，花了三年心血，破讀金文，是其對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所作的傑出貢獻。全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為“殷末周代之古文”；下卷為“春秋時代文獻”，還有兩篇關於文物制度的論文。全書共16篇文章，再加一篇序和一篇《追記》。前人研究古文，常常陷於典籍、史料不能自拔，郭沫若本著唯物主義史觀，大膽推理、合乎邏輯地進行破譯，成效卓著。郭沫若這本書，除了綜述性研究論文外，大多都是以韻讀方式考證銘文的釋文。其中《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戊辰彝》等都是破讀名篇。之後，郭沫若又完成了《兩週金文辭大系》一書，首次建立起兩週金文的系統研究體系。在研讀金文的過程中，郭沫若面對那些年代不清、國別不明的前人研究金文的真跡，“……深感周代彝銘在能作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歷史尚得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大系》所擔負的，正是這樣一項讓它們各就各位的艱鉅任務。它的誕生，結束了兩週八百年彝銘混沌不清的歷史。1932年，《大系》最先在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據著者手跡影印出版。其後郭沫若還著有《金文餘釋》、《金文叢考》。1934年，郭沫若又對《大系》進行了增訂，即《兩週金文辭大系圖錄》，輯錄了大體與銘文相應的影象參考資料。由此又誕生了《彝器形象學試探》，文章分析了不同時期器物的種類、形制、紋飾的主要特徵，還以鍾、鼎為例，論述了器物的演變和規律。郭沫若大略將中國青銅器時代分為四期：濫觴期，大抵相當於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後期至周初成、康、昭、穆之世；開放期，恭懿以後至春秋中葉；新式期，春秋中葉至戰國末年。郭沫若所創立以青銅器為標準斷代的方法，“以清晰之思想，銳利之判決，發前人所未發，言時人所不敢言”，對推動後來青銅器研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從1935年到回國期間，郭沫若從研究經、史、出土文物上轉移視線，開始關注學術論壇。為此，他寫了一系列駁論文章與同仁們進行學術切磋、探討。如《老聃、關尹、環淵》、《周易的構成時代》、《隋代大音樂家——萬寶常》、《先秦天道觀之進展》、《屈原時代》、《讀〈實庵字說〉》、《再談官票寶鈔》、《責問胡�適——�由當前的文化動態說到儒家》等，這些文章，不僅從不同側面闡述了他的史學觀點，也是對其史學研究著作的進一步補充。此外，郭沫若還寫了一本歷史小說集《豕蹄》。“豕蹄”音通“史題”，書中收錄他從1935年至1936年間所寫的六篇歷史故事。即：《孔夫子吃飯》、《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將死》、《楚霸王自殺》、《司馬遷發憤》、《賈長沙痛哭》。郭沫若在此書的序中聲稱：“我是利用我的科學的智識對於歷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釋或翻案，我始終是寫實主義者。”其實，他在1923年就寫過兩篇歷史小說《剜雛》和《函谷關》。郭沫若曾說：“我是很喜歡把歷史任務作為題材而從事創作的，或者寫成劇本，或者寫成小說。”他的這一喜好，在20世紀40年代發展到了高峰。 國難當頭，匹夫有責。“七七”事變不久，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毅然惜別妻子和四兒一女，回到戰火中的祖國。8月17日，郭沫若發表《我們為什麼抗戰》一文，積極投身到救亡圖存、全民抗戰運動中，並從此先後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國民黨政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在周恩來的支援下，郭沫若拿起手中筆作武器，領導和團結一大批知識分子，活躍在抗日戰線上。在血與火的革命洗禮中，也使他逐漸成為繼魯迅之後中國革命文化界的一面旗幟。“皖南事變”後，周恩來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勤業、勤學、勤交友”的口號，勉勵國統區中心地帶——陪都重慶的進步知識分子互幫互助，勤勉敬業，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努力鑽研，再創佳績。周恩來對郭沫若這位國學泰斗更是寄予厚望。1941年11月16日，在紀念郭沫若五十誕辰暨創作生活二十五週年的慶祝會上，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復活過去的研究生活，指導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學習的精神，以充實自己，以豐富我們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現在是時候了。”在我黨的大力支援下，當時重慶史學研究空前活躍。許多刊物如《大公報》、《理論與實踐》、《讀書月刊》、《中蘇月刊》都闢過專欄刊發史論文章。同時，也帶動了昆明、桂林、延安的史學研究的迅速發展。延安還專門成立了“馬列主義學院歷史研究室”，創辦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