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刊物。至此，中國新史學研究上到了一個新的臺階。 1944年，重慶文化界掀起紀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動。它也是中共中央針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在思想文化領域發起的一場反擊。當時，雙方文化界名流唇槍舌劍，彼此爭鋒，硝煙四起。3月10日，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史論文章，它的公開發表頓時如一顆重磅炸彈落在國民黨反動派陣營中。以陶希聖、葉青、錢穆等為代表的蔣介石幕僚匆忙撰文應戰，說郭沫若影射國民政府。後來，毛澤東讀到這篇對敵人“發動宣傳反擊”的文章後，又將它拿來作為“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的鑑戒，在黨內加以廣泛推廣。與這篇史論性文章一樣引起過軒然大波的，還有郭沫若的歷史劇《孔雀膽》。前者是因為作者在文中同情了農民革命的領導者李自成，自然會在兩種對立的政治立場引起不同反響，但《孔雀膽》卻是因為郭沫若片面追求與當前政治掛鉤所犯的錯誤。《孔雀膽》本是一個描寫“阿蓋與段功”的愛情悲劇的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