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也沒有獲得更多的保障。除了目睹先前的壓迫者蒙受了羞辱而外，他們究竟收穫到多少實實在在的好處，我們所知太少，無法加以判斷。但是，甚至最壞的僭主，對待富人都比對待窮人更兇；窮人們在這種變化中，在相對重要性上（按指其社會地位——譯者）也許是有所得的，儘管他們也分擔了，除赤裸裸的恐懼而外，沒有其他永久的基礎的一個政府的嚴酷和勒索。

亞里士多德關於希臘諸共同體的政治進步和教育狀況的評論，在這裡特別值得注意。他在7至6世紀的早期煽動家，和後期的，例如他本人，和他目睹了的他的上一二代的煽動家之間劃下了一條明白的界線。前者是一個大膽而富有的軍事領袖，他拿起武器帶上一邦民眾叛亂者，用暴力推翻政府，他把自己弄成，既是他所推翻了的人們，也是他取得其援助推翻了他們的那些人們的主人；後者則是一個演說家，他具有足以感動一批聽眾的充分的才能，但他既不想，也沒有本領來進行武裝攻擊——他要達成他的一切目標，全靠和平合法的方法。這種有價值的變化——亦即以討論，以會議上的投票表決，來代替訴諸武力〔的行動〕，要在會議中獲得公開宣佈的決議，藉此可取得對人們心靈的影響力量，並且使決議案成為不可爭辯的，甚至反對派也不得不尊重它——是在民主主義法制連續不斷的實際執行中產生出來的。在希臘史的較晚時期，我將有機會來估量傾瀉到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希臘煽動家克勒翁和許泊玻羅斯頭上的無限咒罵的價值；不過，即使假設這些咒罵理由十足，說這些人比起早期的煽動家如庫普塞羅斯和庇士特刺妥——他們運用人民的武裝力量以達到顛覆現政府併為自己攫取僭主權的目的——有了實質上的進步，毫無疑問是對的。煽動家本質上是一個反對派領袖，他借貶抑當時在位行使政權的人來贏得他自己的影響力量。然而，他在早期寡頭政制下，他的反對只能借武裝叛亂來表達，武裝叛亂不導致他奪得最高權力就會導致他的毀滅。但是民主主義法制的成長，既對他，也對他的政敵保證了充分的言論自由，保證有一個最高會議來決定誰是誰非；於是，他的野心受到了限制，而訴諸武力一事也就擱到一邊去了。那麼，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的多方挑剔的煽動家（甚至我們逐字逐句全部接受他的最惡毒的政敵的一切宣告），比之幾世紀前好戰的煽動家們，其可惡和危險的程度就輕得多了；所以發生這種差別，原因在於“公開演講習慣的成長”（用亞里士多德的措辭）。用舌頭來反對，是用寶劍來反對的仁慈的代替者。

在先前的寡頭政制的廢墟上興起了僭主一事，表面上是回覆到英雄時代的原則——亦是一種個人意志的政府，復辟起來代替眾所周知為城市的那種制度化的安排。不過希臘心靈的成長已經如此超出於這個早期的原則，以致以此為基礎的哪一個政府都沒有能夠遭遇到心甘情願的默從，除非是在一時的興奮情緒之下。開頭，篡奪者的人望，連同他的同夥的興高采烈，他的政敵的被逐和受迫，又因為懲罰富有的壓迫者而進一步加強了其吸引力，無疑還足以博得人們的忠誠；而他自己這方面的小心謹慎，大概會把他的無人爭論的統治延長到相當長的時候，也許甚至及於他的終身。但是亞里士多德清楚地表明瞭，這些政府，即使開頭是好的，卻有一種愈變愈壞的傾向。不滿情緒愈來愈遮蓋不住，用強暴手段來對付它，與其說會把它壓制住，毋寧說更使它惡化起來，直到最後，僭主也深為人民的不信任和惡意的煩惱所苦，以致多半曾經鼓舞過他的平等、仁慈的同情心也就喪失無餘了。如果他有幸得以把他的權威傳給他的兒子，因為兒子是在腐敗的氣氛中受教育，周圍又有一批寄生蟲，所沾染到的習氣更為有害，更加是非社會的。他的青春式的嗜好更難控制，同時，他又缺少他父親自力奮鬥崛起草莽之間所不可或缺的小心謹慎和充沛精力。為要保住他的地位，唯一可以倚靠的是僱用的衛隊和設防的衛城——這是一支由公民們負擔其開支的衛隊，它實質上是懷有敵意的，卻要不斷為它去強制徵發給養。僭主的安全所必不可少的是，他要屈抑他所統治的自由人民的精神，阻礙希臘諸城習慣上進行於學校（Lesche　Palaestra）中的集會或相互間的意見交流；他應該（用希臘成語來說）砍掉田裡長得太高的穀穗，或者粉碎崇高的進取的心靈。不，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關心要他們墮落，要他們窮乏，或者至少要定下規章，既不讓他們取得財富，也不讓他們有空暇時間。薩摩斯的波呂克刺提建造的宏偉的建築物，伯裡安特羅給奧林庇亞大廟的豐富的捐贈，亞里士多德認為都是那些僭主按照他們公開宣佈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