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於寡頭政體本身之中，不過格局卻並不完全一樣。有時候執政的行政長官，亦即寡頭政體在某個短暫時期內轉移給他重要行政權力的那個人，變得不忠實於推選他出來的人們，並取得了足夠的權勢，不理睬他們而永久把他的尊嚴保持下去——也許甚至足以轉移給他的兒子。另一種情形，似乎更為常見的是，興起了稱做煽動家的名流，古代的、現代的史家一致把他畫成令人厭惡的一幅圖畫：一個精力充沛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有時候甚至是寡頭政體的一員，他作為無特權的民眾的憂傷和苦難的鬥士站了出來，博取了他們的好感，十分有效地利用他們的力量，以致使他得以用強力推翻寡頭政體並自立為僭主。第三種僭主是，某個推定為富有的人，像雅典的庫隆，甚至用不著受擁戴的藉口，偶然因別處類似的冒險家的成功而受到鼓舞，僱用一支家兵隊，奪取了衛城。還有一些雖然罕見的例子屬於第四個變種——古代的王的後裔——他不再受寡頭政體的約束或處於它的控制之下而受苦受難，他找到了壓服他們的手段，借暴力勒索到和他的祖先因人民的同意而享受到的一樣巨大的權勢。在上面還得加上一種，某幾個希臘城邦的Esymnete或獨裁者，他是一個公民，正式賦予給他最高和無限的權力，處於指揮武裝部隊的地位，由一支現役的親衛隊把他武裝了起來，但是隻是一時稱做獨裁者，而且是為了對付某種緊迫的災難或毀滅性的內部紛爭。這麼擢升起來的那個人，總受到極度的信任，通常也是一個能幹的人，有時候成功如此巨大，或者把他自己弄成共同體不可或缺的人，以致他的任期延長了下去，事實上他成了終身的僭主；或者，甚至共同體並不願意承認他的永久的權勢，他卻常常強大得足以違反他們的意志，把這份權勢保持下去。

這就是公元前7世紀和6世紀無數希臘僭主攫取權力的各種樣式。雖然我們從亞里士多德簡單陳述中，在一般狀況上知道了這麼多，不過，令人很不愉快的是，我們竟沒有當時的這些共同體中任何一個的圖畫，可以讓我們鑑賞變遷的細節。關於王室世裔的、曲解他父輩權力到成為僭主的那一類人，亞里士多德給我們舉了阿爾哥斯的斐同為例，他的統治已經敘述過了。關於利用先前在一個寡頭政權下所任職務的權力把自己弄成了僭主的，他提出了這麼一些名字，阿格利勤吞的法拉利斯以及朱利都的和伊奧尼亞希臘其他城市的僭主；關於先成為煽動家然後登上寶座的，他提到西西里的里昂替尼城的派那丟斯，科林斯的庫普塞羅斯，雅典的庇士特刺妥；關於獨裁者，或推選出來的僭主，米替利尼的庇塔庫斯是突出的例子。一個軍事的和侵略的煽動家，把曾經把他降了職，虧待了他的寡頭政體顛覆掉了，成了暴虐的僭主統治了幾個年頭，最後倒了臺，砍了頭，這是由哈利加爾納蘇斯的茅翁尼修斯在義大利庫邁的亞里士託臺姆斯歷史中進一步予以描繪了的。

我們從修昔底德和亞里士多德的一般陳述，獲悉公元前7世紀和6世紀是希臘諸城市在財富、威力和人口上普遍進步的世紀；無數殖民地建立於這個時期（我將在後面的專章中說到此事），為這種進步傾向提供了進一步的例解。這麼說來，我們上面提到的希臘諸城政府的變化，雖然我們所知的很不完善，整個說來，它是公民權日益提高的決定性的證據。因為希臘諸共同體由從開始的英雄時代的政府，是最粗陋最幼稚的一種政府；它赤裸裸地缺乏制度的保障，它的〔活動方向〕是怎麼樣也沒法預先知道的，它的〔好壞〕只能取決於碰巧坐在寶座上那個人的性格，這個人，絕不會保護窮人免受富人和大人的壓迫，多半會和後者一樣無限制地放縱恣肆，然而他卻更加受不到什麼懲罰。

在那麼多的城市裡成功地取代了寡頭政府的僭主們，雖然他們治理的原則通常是狹隘自私的，還常常是暴虐的，他（用修昔底德的強調語氣的用語）“除了他本人和他自己的家庭而外什麼也不管”的。——可是，因為他們還不夠強大到足以制服希臘心靈，它銘刻其上的是一門痛苦的卻促進了改良的政治課，而且大大有助於擴大人們的閱歷，同樣也有助於決定隨後的精神面貌。他們部分地推倒了人民——嚴格地說，是自由民大眾——和寡頭集團分隔開來的牆；確實饒有興趣的是，煽動家——僭主是人民在政治事務中愈益增大的重要性的最初的證據。煽動家站出來代表人民的情緒和利益來反抗少數統治者，或者也利用了他自己受到虐待的某些事例，他忍受某些痛苦以博得人民的善意對待和慷慨支援。當人民拿起武器幫助他推翻了現存的統治集團時，他們看到自己的領袖取得最高權力是深感滿意的，但是他們既沒有獲得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