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百工”和文化勢必成為一個王朝權力的依據。王朝掌握了文化和工藝，它就可以傳播聲教，可以對外征服。可是這樣一來，工藝、文化就永遠服從於政治權威，“思想”的主題就是政治權威，“格物”就永遠登不上檯盤了。甚至這在西方也並非沒有先例。當希臘的燦爛文化被亞歷山大掌握起來成為征服工具以後，亞歷山大及其繼承者的帝國就不再在文化上具有什麼創造性。當東羅馬帝國被亞歷山大時代的希臘精神（其實是希臘知識和東方專制主義的混合品）所浸透以後，拜占庭帝國就成了馬克思所說的沒落帝國了。

商代的王家文化，一直以其基本形態延續下來，這也就是范文瀾所盛讚的“史官文化”。史官文化誠然是發達成型於周代，周代在中國歷史上確實也起了極其偉大的作用。下面是我的無根據的猜測之辭，雖與主題關係間接一些，對於史官文化的形成也許可以別進一解。

我猜測，商王室在文化和工藝上，多少採取一些“保密”、“獨佔”的態度。雖然周在西方的壯大，顯然是繼承了、或者竊取了商王朝所獨佔的文化和工藝。周在文化和工藝上採取廣為傳播的政策，而不著重於保密和獨佔。文王時代，“四伐”而仁義播於天下，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不信仁義有這樣大的力量。然而文王時代勢力甚至於達到江漢，征伐又只有四次，“秘密”所在，我認為就是傳播文化和工藝於落後的部落。所以武王伐紂，從徵的小民族有八個。滅紂以後，又廣事分封（史籍上未見夏、商有分封的傳說）；王朝本身，只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