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從徵的小民族有八個。滅紂以後，又廣事分封（史籍上未見夏、商有分封的傳說）；王朝本身，只保留一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是從文化的王朝獨佔，到等級制的文化傳播。當然傳播文化，也是帶了刀劍去的。

春秋時代，王朝也好，諸侯國也好，“百工”食官。郭沫若釋為奴隸制，其實是生搬硬套。百工是王朝和諸侯國家威力所直接依靠的（例如：戰車、武器就是百工生產的），怎麼能夠由奴隸來幹？工尹在楚是略次於令尹（宰相）的大官，難道只是奴隸頭兒？秘密所在，就是王權要依靠百工，猶如文化必須是史官文化一樣。

范文瀾對史官文化歌頌備至。但是，龔自珍雖然沒有創造史官文化的名稱，卻對史官文化作了極好的解釋：

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為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誡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為王者，謂之後王。后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乙丙之際著議第六》）

你看，描寫得多好？於此可見，李斯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是史官文化的內在的邏輯結論，儒者埋怨它是沒有理由的。

於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註定了。知識分子不滿意這一套，只好像賈寶玉那樣當和尚去。你不要以為這是小說的描寫，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不是因為失戀，而是實在不甘心這一套桎梏，晚年入空門，獄中死前留語還自稱老衲。在西方，政治的權威不是至上的權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過那種“和尚”是研究科學、寫哲學著作的“和尚”。入了空門，精研幾何、邏輯、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著。中國，除了倫常禮教，沒有學問，專心知識、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權，只好走老莊禪佛一路。所以，明末傳教士帶來《聖經》、《名理探》（亞里士多德的《範疇篇》）、《幾何原本》和曆法的時候，徐光啟皈依了基督教。可惜傳統的重壓太深，徐光啟不為人們理解，而顧炎武等人還逃不出宋明理學的窠臼，悲夫！

四、中國思想是貧乏的

中國思想只有道德訓條。中國沒有邏輯學，沒有哲學。有《周髀算經》，然而登不上檯盤。猶如中國有許多好工藝，卻發展不到精密科學一樣。中國沒有唯理主義。范文瀾痛詆宗教，他不知道，與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義，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學，也培育了科學。中國有不成系統的經驗主義，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藝傳統，這成不了“主義”，只成了傳統的因襲。中國有原始的辯證法，然而中國人太聰明，懶得窮根究底，所以發展不出什麼有系統的辯證法來——何況，辯證法還必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發展得出來，黑格爾可以為證。

也許沒有宗教精神確也有好處，因為科學與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權威的平民化，卻不比驅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1973年3月27日

顧準《顧準文集》

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

一、直接民主的理想，來自《法蘭西內戰》

一個人，要民主，又被“議會清談館”、“國家消亡”等等唬住了，當然不免嚮往直接民主制。他認為，這種民主制，應該是從基層開始的，採取公社形式的，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即使要派代表（可不是代議士，雖然在英文中代表和代議士都是Represent），也必須是可以隨時被選民撤換的；又這個代表機構，必須是真正的主權機構，等等。

不過，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實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所以，有必要從西方史的演變來看一看他們究竟怎樣搞的。《法蘭西內戰》中的公社制，是西方文明的產物。看一看他們現在議會政治和政黨制度怎樣演變過來的，它和直接民主制的遞嬗關係如何等等。

還想討論一下更切近我們的當代的問題。

1、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

據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個執政官，其中一個首席執政官。他們都是無給（無薪俸）職。

雅典除元老院外，沒有類似部局會之類的常設官僚機構（英語Bu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