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斯人……怨恨科西拉人……在公共節日賽會時（指在科林斯地峽舉行的賽會）沒有給予科林斯人以特權和榮譽（指殖民地向母國呈獻的犧牲，派遣代表參加科林斯人的節日典禮等）；在祭神的時候，也沒有給予科林斯人應有的便利。他們輕視他們的母邦，自稱他們的金融勢力可以和希臘最富裕的國家匹敵，而他們的軍力大於科林斯……”（同上書，第22頁）

可見，所謂殖民地對於母邦的尊敬，不過是一些宗教禮儀上的細節，所謂母邦的領導權，也決不是政治軍事上對殖民地的支配權。殖民地在一切方面是母邦的平輩，母邦和殖民地之間，從來沒有也不可能結成什麼政治集團。政治集團的分合，完全取決於各邦之間的實際利害關係，與母邦子邦關係是不相干的。

母邦派遣殖民地當然不會沒有實際利益可得，最大的好處是新殖民地會擴大母邦的商業，有助於母邦經濟的發展。有些西方史家認為，公元前六世紀的埃弗塞斯（Ephesus）富裕到可以借錢給呂底亞王國的廣植黨羽謀求繼位的一個王子。無論如何，小亞細亞諸城邦在幾百年的經濟發展中必定已經形成一批富豪世家，平民是貧窮的，有在豪富莊園中當短工的流浪漢（《奧德賽》卷十八），但是他們的生活水平大概還大大高於希臘本土的例如公元前6世紀雅典的“六一農”（見本書第153頁）。經濟上繁榮富裕的一群工商業城市，好像密縫於“蠻邦”原野這大片織錦上的花邊（羅馬時代的作家西塞祿的描繪），然而沒有結合成為軍事上足以自衛的集團，也沒有任何城邦足以成為團結的中心，這就是“分裂繁殖”的希臘城邦群的狀況。

以契約為基礎的政體

在以上的敘述中，盛行於希臘城邦的自治自給這兩個要素，已經躍然可見了。這些自治與自給的城市國家的政體會擺脫血族基礎，轉而以契約為基礎，似乎是順理成章的。脫因比（Toynbee）說：

“海上遷移有一個共同的簡單的情況：在海上遷移中，移民的社會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後才能離開家鄉，到了航程終了的時候再開啟行囊。所有各種工具——人與財產、技術、制度與觀念——都不能違背這個規律。凡是不能經受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須留在家裡，而許多東西——不僅是物質的——只要攜帶出走，就說不定必須拆散，而以後也許再也不能復原了。在航程終了開啟包裹的時候，有許多東西會變成飽經滄桑的，另一種豐富的新奇的玩意了。……

“跨海遷移的第一個顯著特點是不同種族體系的大混合，因為必須拋棄的第一個社會組織是原始社會里的血族關係。一艘船隻能裝一船人，而為了安全的緣故，如果有許多船同時出發到異鄉去建立新的家鄉，很可能包括許多不同地方的人——這一點和陸地上的遷移不同，在陸地上可能是整個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雜物全裝在牛車上一塊兒出發，在大地上以蝸牛的速度緩緩前進。

“跨海遷移的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原始社會制度的萎縮，這種制度大概是一種沒有分化的社會生活的最高表現，它這時還沒有由於明晰的社會意識而在經濟、政治、宗教和藝術的不同方面受到反射，這是‘不朽的神’和他的‘那一群’的組織形式。……”（Toynbee，p．129）

脫因比在這裡用“萎縮”一詞是恰當的。因為我們知道，殖民城邦並不是沒有“氏族”（Clan）和“族盟”（Phratries）這一類組織，而且大家知道它們的政制基本上是貴族政治。氏族、族盟、貴族，這一切好像都是部族國家原有的東西，但是稍稍考究它的內容，就知道相同的不過是名稱，內容已經完全變了。

下引格爾頓乃爾（Gardener）闡釋是說明雅典的氏族和族盟的。雅典位居希臘本土，格爾頓乃爾文中所說“大移民”是指古老的亞該亞人進入希臘而言，那次移民究竟是否已經把血族關係的族盟改變成為“戰友關係”的族盟，不妨存疑，但是用來解釋希臘人海外城邦中的族盟，似乎是十分恰當的。

“在歷史時代，阿提卡按照一般希臘國家共同採用的方式，把它的公民居民分配於十二個族盟或“兄弟集團”（Brotherhoods）之間。這些族盟看來起源於自願的結合，首先由於戰爭中的夥伴關係組成……在大移民以後比較安定的時代，它……長期儲存了下來，它的成員，在保衛生命和財產中要互相合作……

“……可以肯定，氏族並不是族盟的組成部分。通例，每個氏族的成員並不全部屬於同一個族盟，而是十分無規則地分佈於多個族盟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