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殖民動機所決定的各個殖民地的自立門戶，不相統屬的強烈願望，和經濟方面這些殖民城市向工商業發展這兩個方面，對它作一些極不充分的解釋。

在古代技術條件下移居海外的人，總有些冒險家的氣質。即使多里安人入侵時期出走的，顯然也因為他們不願屈居於被征服者的地位，去古未久的羅馬人辛尼加對希臘人移居海外的動機作了下述評述，他列舉了移民的各種原因，我們都可以在這些原因上附加一條冒險家氣質的理由。

“有的是遭敵人侵略，城池被毀壞，物品被搶光，被迫流落出走的；有的是由於內戰而被驅逐出境的；有的是由於人口過多，為了減輕負擔出走的；有的是由於瘟疫、地震或不幸土地遭到難以克服的天災而離鄉的；另有一些人則是由於受到外方土地肥沃景物美妙等誇大傳說的誘惑而出走的。”（杜丹：《古代世界經濟生活》）

古典時期的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還給我們說了這樣一個故事，那更加是“寧為雞口，毋為牛後”的自立門戶的強烈願望促成了移民海外的典型例子：

“拉凱戴孟（Lacedapmon）的鐵拉司（Theras）是卡德謨斯（Cadmus）一族的人，他是攸利斯提阿斯（Eurystheus）和普羅克利（Procles）的舅父。當這些男孩子還是年幼的時候，他在斯巴達以攝政的身份執掌王權。但是當他的外甥長大併成了國王的時候，鐵拉司既然嘗過執掌最高政權味道，他便受不住再當一名臣民，於是他說他不願再留居拉凱戴盂，而是渡海到他的親族那裡去。……鐵拉司便帶領著三艘三十撓船到（原來稱為卡利斯諾）的島上去……這個島由於他的殖民者鐵拉司的名字而被稱為鐵拉司島……”（Hero．IV，p．147—148）

伯裡的下述評論雖然是針對亞該亞人在特洛伊戰爭前後的移民而說的，對於多里安人入侵以後的移民，以及海外殖民城市建立起來以後，由那裡出發移民新地方的所謂“二次移民”，大體上也是適合的：

“當我們要找出和英雄時代的性格相稱，並且確實以我們所知的那個時代的情景為基礎的（移民的）動機的時候，我們一方面注意到，這次戰爭（特洛伊之戰）的實際結果是對希臘人來說開闢了小亞細亞海岸永久居住的新土地，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在亞該亞貴族之中，早就感到有這樣一個擴張範圍的需要了。我們已經知道，富有冒險精神而又感到在故鄉沒有他的地位的希臘王侯們已經在靠近加里亞和呂底亞的羅陀斯和其他島嶼上定居了下來，另一些又怎樣在北面的雷姆諾斯（Lemnos）已經取得了立足之地。事實上殖民早已開始，殖民不是由於在希臘發生了一般意義的人口過剩，而是由於貴族和王侯家族中發生了人口過剩。”（伯裡：《亞該亞人和特洛伊戰爭》，第Ⅱ卷第17章）

希臘人這種自立門戶的強烈願望，其實不僅決定了殖民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擴張路線，也決定了這些殖民城邦老是相互競爭，相互敵對，不能團結起來對付全民族的共同敵人。古代希臘留下來的史料表明，這些城市之間經常發生武裝衝突，重灌步兵戰術多半是在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中發展起來的，因為公元前七世紀呂底亞（Lydia）王國興起以前，希臘人沒有碰到過什麼嚴重的外來敵人的進犯。而當國際形勢變化到地中海和黑海上再也沒有新的海島和海濱可供他們殖民的時候，這些冒險家們寧願去當“蠻邦”如埃及和波斯的僱傭兵。公元前7—6世紀，埃及的賽斯王朝的軍隊中有許多希臘人，公元前五世紀末，爭奪波斯王位的波斯王子居魯士（Cyrus）向巴比倫進軍的軍隊以一支萬人左右的希臘僱傭軍為主力，當小居魯士戰敗被殺的時候，這支僱傭軍從巴比倫附近長征到達黑海的特拉布松。這個長征故事流傳古代，歷久不衰。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征服波斯的時候，波斯大王的軍隊中，有二三萬人的希臘僱傭軍。公元前四世紀以後，武力、文化、經濟、技術各方面都冠絕當時地中海世界的希臘人，一方面長期進行自相殘殺的內戰①，一方面出去當“蠻邦”的僱傭兵，結果要由蠻邦的馬其頓來結集希臘人的力量征服波斯。甚至這次征服還沒有造成希臘人的民族統一，以致要由“蠻族”拉丁人的一個城邦羅馬來統一地中海世界，統一地中海的“希臘社會”。不過這已經扯得太遠了……

①　這裡用“內戰”一詞，其實是不適當的“現代化”。每一個希臘城邦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一個城邦內部民主黨和寡頭黨之間的武裝衝突才是嚴格意義的內戰，兩個城邦或兩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