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到1967年半世紀的歷史，包括理論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問題的湧現，都作了認真的思索，這些經過他深思熟慮概括出來的經驗教訓，成為他的理論思考的背景，從而使他這本書成為一部結合實際獨具卓識的著作。讀了這本書我不能不想，是什麼力量推動他這樣做？請想想看，他很早參加革命，解放不久在三反整黨中就被打下去。文革前曾兩次戴上了右派帽子，一次在1958年，一次在1965年。據我所知，這是絕無僅有的。文革開始，唯一關心他的妻子自殺了，子女與他劃清界線。他斷絕外界來往，孑然一身，過著孤獨悽苦的生活。在異地的弟弟和他通訊，他寄給他大量筆記。讀了這些凝聚著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為之感動。他的這些筆記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裡寫的，沒有鼓勵，沒有關心，也沒有寫作的起碼權利和條件，也許今天寫出來，明天就會淹沒無聞，甚至招來橫禍。這是怎樣的毅力！我由此聯想到歷史上那些不計成敗，寧願忍辱負重，發憤著書的人物。記得過去每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總是引起了內心的激盪，真所謂展卷方誦，血脈已張。為中國文化作出貢獻的往往是那些飽經憂患之士。魯迅稱屈原的《離騷》：懟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修能，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萬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不敢言。他指出達到這種高超境界是基於思想的解放，擺脫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倘用他本人的話說，這就是：靈均將逝，腦海波起，茫洋在前，顧忌皆去。我想，本書作者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大概也是一樣，對個人的浮沉榮辱已毫無牽掛，所以才超脫於地位、名譽、個人幸福之外，好像吐絲至死的蠶，燒燃成灰的燭一樣，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與責任感，義無反顧，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運動席捲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風靡思想界的時候，他是最早衝破教條主義的人。僅就這一點來說，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樣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在那時代，誰也沒有像他那樣對馬克思主義著作讀得那樣認真，思考得那樣深。誰也沒有像他那樣無拘無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膽的質疑。照我看，凡浸透著這種精神的所在，都構成了這本書的最美的篇章。

這裡順便說一下，抗戰初我曾在孫冶方和顧準兩人領導下從事文化工作，我為此而感到自豪。當看了顧準兄弟寫的回憶文章後，我才知道孫冶方於50年代提出價值規律是受了顧準的啟發。我感到幸運的是文革後我又見到孫冶方，並多次晤談。可是，我和顧準在1939年分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面，後來連音相也斷絕了。現在留在我記憶中的顧準仍是他20多歲時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詩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篇一讀想風標，不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這樣的人不會感到寂寞。我讀了顧準的遺篇，才知道他的為人。才理解他的思想。可是為時已晚，當他尚在的時候，儘管困難重重，我沒有去看望他，向他請教學問，終覺是一件憾事。

1989年2月24日寒夜

寫於滬上

顧準《顧準文集》

陳敏之序

這本集子是作者和我1973年至1974年兩年間在通訊中進行學術討論，作者應我的要求寫下的筆記形式的學術論文。1966年底作者從房山監督勞動回到北京以後，我和他的通訊中斷了。1967年11月起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以後幾年間，生死兩茫茫。1972年10月，我被允許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那裡已多年不見的老母。其實，我還有一個不便明說，或許可說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打聽作者（他是我的五哥）的下落。這時，我已經知道他煢然一身，真正成了“寡人”（1965年以後他在寫給我的信中，曾自嘲地自稱為“喪家之犬”）。我覺得無論在感情上、道義上我都有不可推脫的責任去關心他。老母只能在心裡默默地懷念他，對他再要繼續照顧，顯然已經無能為力。離別將近10年的這次晤見，情景難忘。接近10月底的一天，我和妻子突然去看他時，他頭上戴了一頂從舊帽子上拆下來的白布襯裡作為帽子，樣子有些滑稽，正在爐邊讀書。一個大房間內四個人，相互用書架間隔，每一個人有一小塊領地。室內悄然無聲。劫後餘生的會見，免不了激動、欣慰和辛酸。從此以後，兩地之間的通訊，一直到他去世為止，沒有間隔過，其熱烈的程度簡直就像一對正在熱戀中的戀人。似乎有一種默契，彼此收到信以後，都毫無耽擱地立即作復。有些筆記，就是信函，不過內容是學術討論；有些筆記，一二萬字或甚至更長，幾天之內就寄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