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馬鐙和封建主義》的譯文及評註，我記得來信告我是“五一”（1973年）花了一天完成的。筆記，冒了一點風險幸而儲存了下來；信，則全部毀掉了。

1972年至1974年，正是我國當代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歷史正在滑坡，一時還望不見谷底。人民群眾只能在私下裡為國家的命運憂心忡忡。然而，作者卻以冷峻的眼光、誠實的態度對當代歷史作著新的探索。“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引語凡未註明出處者，均引自本書，下同），這就是作者進行歷史探索和寫這些筆記的主旨。

共產主義曾經是我們為之忘我奮鬥的人類理想。然而，幾十年來的實踐，卻歷史地提出了一個極其嚴肅的命題：“娜拉出走以後怎樣？”這個問題，現在不僅困擾著我們，而且越出國界，正在困擾著更多的人們。作者在10多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從這種想象力出發，固然可以完成歷史的奇蹟，卻不能解決‘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嚴峻的現實，使他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到冷靜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他說，“年紀大一點，詩意逐步轉為散文和說理的時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然而，從詩意轉為散文，卻並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他說，“我轉到這樣冷靜的分析的時候，曾經十分痛苦，曾經像托爾斯泰所寫的列文那樣，為我的無信仰而無所憑依”。那麼，作者又是怎樣克服自己這種思想危機的呢？他說：“我還發現，當我愈來愈走向經驗主義的時候，我面對的是把理想主義庸俗化了的教條主義。我面對它所需的勇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