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的高效發動機。實際上，通往特權生活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往上爬。在這個精英階梯上一旦失足，你就失去了進入特權的、舒適的生活的一切門路。

決定一種現實的社會制度是否是社會主義的，其難度主要在於如何解決社會主義中政治權力的特殊作用問題。資本主義制度能夠與許多不同的國家權力形式相併存，包括美國和大不列顛的多黨制民主、戰後日本和義大利的一黨制長期統治、戰後西班牙和韓國的專制政體，以及納粹德國的恐怖主義獨裁製。在所有這些情況下，資本家階級都佔有大部分生產資料，僱用工薪工人，在市場上為出售產品而競爭。

社會主義從來不認為工人是生產資料的單個所有者和支配者。資本主義所開發的技術使生產成為一種社會的而不是個人的活動。如果工人要佔有和支配生產資料並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競爭和敵對狀態，他們就必須透過某種群眾組織來進行。因而，如果社會主義必須以公有制為基礎，那麼，在政治和經濟制度中普遍採用的、支配公有財產的國家本質、公民權利、決策機制，就都與社會主義的定義密切聯絡在一起。蘇聯所具備的，確實有社會主義的某些重要特徵，而它所缺乏的，卻是最為根本的、人民對國家和經濟的統治權。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人民成了消極的受動者，而不是積極的參與者。這是它最為重要的非社會主義特徵。

蘇聯體制的專制性與它對公民許多基本權利的否認交織在一起，使得一些分析家們得出結論說，它很少是或根本就不是社會主義。這種結論根源於一種與純粹的社會主義不相稱的思想。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們也許對均是基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南非種族隔離政體和德國納粹政體感到不舒服，但並不能據此就說，這些政體不是資本主義的。同樣的，蘇聯體制確實有一些反面的特徵，但也不能據此就否認這一制度中同時存在著許多重要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蘇聯體制的社會主義成分使它成為一種與其主要的對手——現代資本主義——十分不同的制度。

黨—國精英

為便於理解蘇聯體制的演變和終結，我們有必要對操縱該體制的黨—國精英有一個清晰的印象。專家們普遍同意，黨—國精英在大清洗和大放逐的斯大林時代結束之後，還能夠團結在一起並保持穩定。不過，要把這些精英與蘇聯其他人區別開來，卻不是件容易的事。相對而言，它確實比區分2　000萬蘇聯共產黨黨員之間的界限要難一些，後者在每一個車間和農村公社裡都擁有大大小小的黨組織。

蘇聯共產黨的總書記、政治局、書記處、部長會議、中央委員會——約有幾百人——一起構成了精英高層。這一高層制定國家政策，作出重要的政治和經濟決議，並有權提議變更高階領導層。然而，單靠他們來統治和管理幾億人的國家，未免顯得有點勢單力薄。

整個黨—國精英還包括廣大的官員們。在黨內，它包括各部領導、中央委員會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團高層領導以及各加盟共和國、省、主要城市黨委的第一書記。在政府中，它包括聯邦各部門和各委員會的高階官員、最高蘇維埃領導人、各加盟共和國的部級官員。它還包括武裝部隊和安全部門的高階官員。除了以上這些正式的政府機構之外，它還包括大型企業的最高層、貿易協會領導人和科學、教育、文化和大眾媒體各主要機構的負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精英階層人數約有10萬人，約佔蘇聯總人口的　1/1　000。

組成這些精英的是些什麼人？布林什維克黨的早期領導層由一些忠誠的革命者組成。可是在其掌權並變成執政黨之後，它就開始吸收那些只不過是想要提高社會地位並獲得聲望、權利和物質特權的人，儘管其中也不乏有人受建設新社會的前景所吸引。1917年初，布林什維克黨只有萬人，而到了該年底，這一人數急劇膨脹到30萬，1928年是130萬，1933年其總數就達到了300萬。　。　想看書來

黨—國精英（12）

在斯大林於30年代末發動對黨—國精英的全面大清洗後，早期的“老布林什維克”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活了下來。在殘酷鎮壓大行其道的斯大林時期，很難想象有真正信仰社會主義觀念的人，會被吸引入黨並上升到黨—國精英階層。隨著黨—國精英階層在戰後日趨穩定，它日益變成了一個與1917年奪取政權的革命組織完全不同的實體。

要想爬到戰後的精英階層，需要許多個人條件為基礎。正式教育是首須具備的，它不管是對農民出身的年輕人，還是對工人出身的年輕人，只要符合規定，通通免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