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利於黨對它所代表的階級加以控制。雖然蘇維埃並不握有實權，但這畢竟給工人帶來了一定的地位和尊嚴——這一結果，正如我們將在下面看到的，曾激起了某些知識分子的怨憤。

為了與社會主義價值觀保持一致，金錢收入的分配在蘇聯體制中比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顯得更加平等，至少在斯大林時期之後是如此。一種叫做“十分位率”的全國通用的評估收入不平等的標準，把最富有家庭（約10％）的總收入，與最貧窮的家庭的總收入加以比較，從而測算出收入差距。一項由西方一流專家開展的調查顯示，蘇聯1967年的十分位率是。這意味著最高收入家庭所得是最低收入家庭所得的倍。相比之下，美國和法國的十分位率卻都是，達到蘇聯的三倍半之多。考慮到蘇聯體制中沒有財產收入，這一結果並不那麼令人驚奇。然而，正如下面我們將看到的，金錢收入分配的相對平等，並不能反映高階官員享受特殊津貼所造成的不平等。

蘇聯體制的非社會主義特徵

與蘇聯體制的社會主義特徵相伴隨並交織在一起的，同樣還有一些重要的非社會主義特徵。其中一些是中世紀封建的殘餘，另一些則類似於資本主義。

蘇聯體制最明顯的非社會主義特徵，是少數黨—國精英壟斷政治權力。斯大林時代採取的是一種中世紀遺留下來的統治形式，其對全知全能領導人的崇拜，和中世紀的君主政體如出一轍。斯大林之後，政治制度演變為一種更為現代的寡頭政治。即使是後斯大林時代這種更溫和的政治制度，也是專制的，它無視蘇聯人民基本的公民權利和政治自由。蘇聯人民沒有言論的自由，沒有發表意見的自由，沒有結社的自由，更談不上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了。

黨—國精英們試圖全方位控制大眾生活的所有細節，甚至地方社團也包括在內。蘇聯公民無法擺脫昔日封建農奴對其莊園主的依賴關係，甚至連遷移的自由都沒有。20世紀30年代早期由強制集體化所引起的社會###，其後果就是死板的戶籍制度把所有的公民都束縛在特定的城鎮裡。未經官方許可的外遷是被禁止的。

就像政治權力是非民主的、高度集中的一樣，經濟權力也是如此，即使政治制度真的民主，公民可以自由投票選舉政府官員，如果經濟結構沒有變化，它也會與工人經濟生活自主的社會主義觀念相沖突。經濟決策權被劃分為許多級別。最重要的經濟決策由中央做出，然後層層傳達給下級。在該體制中，部級以下，從企業負責人到普通工人，其基本的經濟角色就是執行上級命令。1917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提出的管理其工廠的要求，一度得到了布林什維克的響應，也一度成為革命的重要方面。可是在布林什維克掌權之後，這種觀念卻煙消雲散了，蘇聯企業所具有的典型特徵，即個人全權管理制度，卻是直接從該時代的資本主義管理手冊裡抄襲過來的。

不過，蘇聯工廠裡的內部關係在形式上並非全部是資本主義的。由勞動力短缺所造成的長期穩定的工作和工人的非正式權利，促成了一種家長式的管理作風。在大型的蘇聯企業裡，職工的隊伍穩定、崗位穩定，也不能隨意遷往其他地方；企業為職工們提供了食堂，為他們的子弟提供了幼兒園，為其休假提供了閒居地，甚至還分發特殊消費品，所有這些，都和家長式的封　28　來自上層的革命　建莊園毫無二致。蘇聯企業的負責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其企業和職工的代表和保護人——在企業於20世紀90年代早期私有化之後，這一模式導致對人們期待的資本主義企業行為標準的偏離。

蘇聯精英們所享有的物質特權是與社會主義的平等價值觀相對立的。前面所說的相對平均的金錢收入分配，並不包括精英成員們所擁有的獲得消費品的特殊門路。有一些特殊商店只對精英開放，它們提供包括西方進口商品在內的優質產品。甚至還有一些特殊工廠，專門為精英們生產優質商品。特殊的建築企業，則為精英們建築舒適寬敞的住房。高階官員還享受特殊待遇，這包括使用豪華轎車和建在鄉間的裝置齊全的公家別墅。不管是特殊商店還是特殊待遇，都嚴格按照職位高低來確定級別。這種特權制度在改革之前官方從來沒有承認過，因為它與官方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明顯相沖突。但是，有誰會不知道呢？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黨—國精英（11）

在蘇聯體制中，最好的東西不是拿來賣的。單靠有錢並不能得到它們。消費和你的地位高低、職位大小密不可分。我們可以把這種視地位和職位高於財富的制度為半封建的，但它卻是現代蘇聯官僚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