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其中至少有一個重要的隱情：在《漢書》成書的時代，根據官方的主流觀點，王鳳“必須”是一位奸臣。否則就無法給王莽下結論，因為王莽篡政的根源在王鳳身上。如果沒有專權的王鳳，就不可能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繼續專權直至篡位的王莽。王莽更“必須”是奸臣，否則便無法解釋東漢政權的合法性，更無法警誡後世臣子中還膽敢有如王莽之痴心妄想者。

但是，如果以事實說話，王鳳的“奸臣”形象便很難立得起來。

於是史家唯一的選擇，便是不給他單獨列傳，把他的“負面事件”全部集中到“元后傳”中去敘述；卻讓更多的“正面事件”散見於其他各處，並且儘量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

唯有如此處理，方能使王鳳這位“曠世奸臣”的形象得以成立，並且歷經千年而不倒。

即便是在史家高超的處理技術之下，透過散落於其他各處的事實，我們也不難依稀感覺到，王鳳總體上還是一個比較受人尊敬的集權者。即使是政敵們對王鳳的攻擊，也大多隻能集中到所謂的“專權”上來。

作為朝中首輔，“專權”本身並不是一個多麼嚴重的缺點，周公和霍光輔政的時候，專權的程度怕是不知道要高出王鳳多少倍，但他們的歷史形象卻沒有王鳳這麼不幸。

史家對王鳳的種種指責都可以歸結為一點：他的專權行徑“欺負”了可憐的成帝。

但史家顯然忘記了這樣的“歷史正義感”：任何人都不能因為同情某一個人——即便是至高無上的天子——而置天下蒼生於不顧。在天下蒼生面前，皇帝一人的生死榮辱是微不足道的，甚至皇室家族的興衰也不應該成為政治倫理的唯一參照；總不能讓天下億兆人民為了某一人或某一族人的榮華富貴去付出慘痛的代價。

看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侷限，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無奈，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悲哀。我們今天的讀書人未必就有資格去同情2000年前的撰史者，正如那些葬身雙子塔的美國人未必就有資格同情喪命於街頭爆炸的伊拉克人一樣。

成帝“臨朝淵嘿、尊嚴若神”。他善修容儀，目不四顧，手不指人，語言表達從容不迫，舉手投足間無不體現出穆穆天子之容，堪稱偶像級的帝王氣質。但是，這位表面上風度翩翩的皇帝顯然並不具備君臨天下的基本素質。

在這樣一位“繡花枕頭”式的皇帝統治之下，假如沒有王鳳專權，或者假設由他的政治對手王商來主持帝國的朝政，就憑這樣一群只知道是古非今的儒生，成天捧著他們奉若神明的“經義”來指導現實，恐怕泱泱西漢帝國的土崩瓦解就不會推遲到幾十年之後了。

史家雖然沒有進而追索王鳳專權的動機，但卻無法迴避三個基本的事實：

其一，王鳳本人並非貪戀首輔大臣的權位。“王章事件”平息之後，他在完全取勝的情況下，卻絲毫沒有“小人得志”的愜意，反而變得心灰意冷，決意要隱退，是謀士杜欽的苦苦相勸才讓他打消了退意。

其二，王鳳本人的後代並沒有登上帝國的政治舞臺。我們甚至不知道他有沒有兒子。如果沒有兒子，或者他的兒子有重大缺陷不適合做官的話，史家定然會當作“罪有應得”的報應來渲染一番的。

即便他是有女無子，無論如何也應該弄出點兒什麼動靜出來，或者秉承乃父的強勢作風，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就像王莽的女兒那樣）。無論哪一種情形，也都應當在史書中留下痕跡，哪怕是一筆帶過。

但是，關於王鳳後人的資訊，竟然一點兒蛛絲馬跡也沒有。這種悄無聲息的狀況非常不符合班氏治史的邏輯。

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王鳳根本就不想讓他的後人前赴後繼地捲入帝國的政治漩渦中來。他小心翼翼地把他們置身於政治之外，更不會在社會或官場中去招惹是非，因此，無論當世還是後世，幾乎都忽略了他們的存在。

在這樣的邏輯之下，如果王鳳因為某種私心而專權的話，那麼他的終極目的又是什麼呢？蔭及子孫還是及時行樂？

其三，王氏兄弟們的奢靡腐敗常常被當作王鳳“因私”而專權的一個重要罪證。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蒙冤2000年的柱國良臣（2）

“五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

“鄭女”在當時是一個著名的色情品牌，就像前些年國內聲色場所中的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