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某國的外籍“小姐”一樣，非常搶手。

西漢王朝的官場風氣中，許多高官，尤其是外戚集團，大都風行奢靡無度的腐敗生活。比如史丹便“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丞相張禹更是“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因此這並不是什麼原則性的問題。

況且，王氏兄弟之興，與其說是借了王鳳的光，還不如說是王太后一手操辦的結果。

但是，史書中並沒有關於王鳳本人生活奢靡的記載。

實際上，王鳳與他的兄弟們格格不入。他臨終的時候，成帝問他，如果他死了，可不可以任命他的親弟弟、平阿侯王譚接任首輔。

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王）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不僅如此，他還專門留下遺書提醒成帝說，自己的5個親兄弟均不可重用。

以上三個事實便是對王鳳專權動機的最好反證——他無意於顛覆劉氏政權，只是本能地想盡一個首輔大臣責無旁貸的本分，同時本能地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我們不能把所謂的“專權”作為把他定性為“奸臣”的證據。換一個說法，如果周公不攝政（代行皇權，是最大限度的“專權”），恐怕後世也不會看到一個功居至偉的“聖人”周公——沒有足夠的權勢，哪裡能有這麼大的作為？

當時的儒學總是有意無意地傳遞這樣的官場價值觀：為官者必須“以德服人”，甚至不惜以軟弱之“德”來感化自己的政治對手，似乎這樣做才能稱得上“完美”。

實際上，這樣的“完美”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政治的本質是強制性的權力服從。如果有了強制性的權力基礎，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好，便會被理解為“關懷”，否則便是“巴結”，與“乞討”沒有什麼區別。管理者不是遊方的和尚，不能乞求同僚或下屬的“施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