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麼，老範的“安徽人不適合做生意”的觀點是否得到了證實呢？

我採訪過的專家大多數認為，某些地域的農民工相對集中地從事某類職業，這個現象也許更多地與農民工進城找工作主要靠親友、老鄉介紹的特點有關，與中國人獨特的“地域文化”或“圈子文化”有關，而與“某某地方的人天生不適合做某某事”關係不大。

然而，儘管中國城市的生活水平遠遠高於農村，儘管進城農民在城裡經商、務工、甚至撿破爛的收入都會超過在家務農，但他們在城裡的工作條件和所受到的待遇，卻並不一定好過農村老家，他們因此付出的代價，也是他們原先難以想象的。

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在老“世界工廠”英國，金髮碧眼的“農民工”曾經付出過血汗、甚至生命的代價，二百多年後，在新“世界工廠”中國，黑髮烏眼的農民工們也不例外。

我曾經去過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煤炭生產重鎮紐卡斯爾，參觀過當地一家城市歷史博物館，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這家博物館展覽的工業革命時期歷次礦難事故中死亡的礦工花名冊，花名冊詳細記載了死難者的籍貫、性別和年齡，其中絕大部分來自英國農村，許多死難者是童工，年僅十五、六歲。

英國建築史學家丹·克魯克香克（DanCruickshank）曾經如此描述英國工業革命時期進城農民的工作狀況：“毫無疑問，新興工廠中的生活非常艱辛，而且高度紀律化。例如，在當時的一些工廠中，童工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3個小時，而且晝夜輪班。當工廠主對利潤的追求變得至高無上時，當幾乎沒有什麼法律保護工人利益時，僱主的剝削常常變得非常極端，工人的工作條件常常變得極為糟糕，特別是在艱苦危險的採礦業中，情況尤為惡劣。”

本報曾在去年發表過“全球城市化系列報道”，介紹了世界城市化程序中充滿了血汗和眼淚的歷史與現狀。“幾百年來，一種無情的發展邏輯，推動著人口向城市集中。”本報記者艾倫？貝蒂題為《人類是怎麼成為城市動物的？》的主打文章這樣寫道，該文如此描述了英國早期的城市化程序──

“英倫三島包含三種從農村遷移至城市的模式。在英格蘭，這種遷移是漸進的，而且相對不那麼痛苦：小型租賃農場的所有者們的‘圈地’和將公有土地變為更大企業的過程，花費了數百年的時間，而16世紀及17世紀的君主們曾努力減緩這一過程，以安撫抗議的村民。後來，當工業化在紡織及其它行業創造出更好的就業機會時，農村人口往往自發地遷至城鎮。而在蘇格蘭，這種遷移經常是野蠻而突然的，如始於18世紀的蘇格蘭低地和高地清除──強迫佃農遷走，為規模更大、產量更高的農場讓路。格拉斯哥和愛丁堡被貧困的難民所淹沒。在愛爾蘭，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實際上不啻為一次有計劃的屠殺，即便並非有意為之──19世紀中葉發生的饑荒和土地掠奪，給利物浦、波士頓和紐約帶來了大批移民。”

如何評價城市化的這種痛苦、甚至殘酷的代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許是微觀、宏觀的視角不同，文學家、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所得出的結論也大相徑庭。英國作家狄更斯描述了倫敦貧民窟的悲慘狀況，讓人更多地瞭解到城市化的負面代價；美國經濟史學家格雷戈裡·克拉克（GregoryClark）卻透過對大量資料的分析，揭示了西方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序的積極效應：長期來看，西方工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其實是體力勞動者，至少是後來那些發達國家中的藍領工人，他們託了工業革命之福，享受了此前人類歷史中所有“苦力”們根本無法想象的物質“紅利”。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Kuznets）則以“倒U字型理論”解釋了工業化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在長期的工業化過程中，收入差距通常會先擴大，然後會逐步縮小。不過，即使是東西方的經濟學家或經濟史學家，對人類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序的評價，也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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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故鄉可望不可歸（4）

時至二十一世紀，中國也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山西黑窯奴工事件，那些不良礦主對待來自農村的中國童工的手段，其野蠻、殘酷的程度，一點也不弱於二百多年前的英國資本家。圍繞著如何消滅這類黑暗現象，中國傳媒、學者和民眾又展開了新一輪激烈的爭論。

其實，自從改革開放政策帶動了中國城市化程序，這類爭論就從來沒有停歇過。在廣東、在海南、在北京、在上海，我曾與許多報道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