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問題的記者或研究農民工遭遇的學者聊過中國進城農民的命運，那時山西黑窯奴工事件還未被媒體曝光。但他們講述的故事，其令人唏噓的程度，一點兒也不比山西的故事遜色。他們認為，如果中國不改革戶口制度，不在制度上消除城鄉差別、消除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差別，那麼，農民工的命運就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那些令人唏噓的故事還會照常發生。

我也對他們談起過我在深圳街頭認識的那位拾荒者老範的人生遭遇，他們的反應幾乎是相同的：“我們所聽到的其它故事比老範的遭遇更辛酸！”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對我說，因為沒有城市戶口，許多進城農民都難以擺脫這種宿命：青年進城賣苦力，中年進城賣破爛，老年進城去討飯。

老範說，迫使他從“賣苦力”轉為“賣破爛”的關鍵性因素，是他在海南的一段經歷。

“聽說去海南搞建築好賺錢，我就和幾位安徽老鄉從溫州跑到了海南。”老範回憶說，“但沒想到，去海南容易，出海南就不那麼容易了。”

老範停頓了一下，望了望在附近工地幹活的農民工，然後接著說下去：“在海口，我和老鄉跑了好幾個建築工地，都是幹完活沒拿到錢，或者拖了好幾個月才拿到很少的錢。後來乾脆沒活幹了。在溫州掙的錢也都花光了，我和老鄉只好睡在工地、睡在橋下、睡在街頭。那時，我好想離開海南，但我連買船票的錢都沒有。我記得，有一次，我和老鄉找不到活幹，無聊之中來到了海口假日海灘，我們隔著瓊州海峽，遙望對面的大陸，老鄉告訴我，對面模模糊糊的那一片陸地，就是廣東的雷州半島。我也看到了，但心裡好難過：呵，這麼近，看得見卻過不去……”

老範最終也沒有告訴我，他後來是怎麼跨越瓊州海峽，回到大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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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特”不起來的特區（1）

“我們村的許多年輕人都到大陸打工去了，”李雲（化名──作者注）坐在自己藥店的櫃檯後面，對我說，“我也在深圳打過工，體力活，又髒又累，但收入比我現在開藥店的收入還高。”

李雲大概二十六、七歲，在海南省五指山一個苗族山寨做鄉村醫生。此時，我才第一次知道，使用“大陸”這個稱呼的，並非只有臺灣人。

“那你為什麼又回來了？”我坐在櫃檯邊上的一條長凳上，一邊逗弄著他的三歲的兒子，一邊問道。

“我畢竟學了幾年醫，不想荒廢掉。”他回答說。

“那為什麼不在大陸那邊的大醫院找份工作？”

“我是山寨出來的，在大陸那邊誰都不認識。要是能在大醫院找到工作，我也不會幹那一段體力活了。”他苦笑著說。

但他的山寨藥店生意實在不怎麼樣。在我們交談的三、四個小時之內，他只做成了一單生意：一個穿著典型的苗族服裝的婦女，帶著一個不斷咳嗽的男孩來到了他的藥店，李雲一邊向母親詢問著什麼，一邊用聽診器聽著孩子的胸部，他們談的苗族話我聽不懂，但那對母子拿了藥，似乎沒交錢就走了。事後，李雲向我解釋說：“她說現在手頭沒錢，先賒著。”

李雲也是苗族人，但能說流利的漢語，他的言談舉止和穿著打扮，與“大陸”那邊的城裡漢人沒啥兩樣，但與坐在我旁邊的他的胞兄反差很大，似乎來自兩個世界。

李雲的胞兄只比他大三、四歲，但看起來就像一個四十歲的中年人，也在“大陸”那邊的廣東省打過工，因學歷比弟弟低很多，就更只好幹體力活了，而且乾的是最辛苦的建築工人的活。

哥哥的漢話，我聽起來就很費勁，還得弟弟幫助解釋：“說不好漢話，也是我哥最終回鄉務農的原因之一。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建築工地的活，既危險，又辛苦，不能長幹。嗨，趁著年輕，掙幾年錢就回來吧。”

“聽長輩說，過去是大陸人都往我們海南跑，但現在，是海南人都往大陸跑。”在來海南的飛機上，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年輕人對我說。

我的這位鄰座也在“大陸”那邊的廣州中山大學上學，五一黃金週返回海南三亞探望父母。他告訴我，他畢業後肯定不會回海南工作：“廣州、深圳的機會還是要比海南多得多。”

據說，在中國，衡量某個省份是窮是富，有個相對簡單的標準：看它主要是農民工輸出地還是接收地。例如，中國最著名的幾大農民工來源地，如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都是相對貧窮的省份；而廣東、江蘇、浙江、山東這些沿海發達省份的農民，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