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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故鄉可望不可歸（2）

一陣哨聲傳來，工棚中午休的建築工們漸次起身，揉揉眼，重新開工了，而對面五金店僱傭的木工們，則早已離開臨時疊架床，重新操起鋸、刨幹活了。

我突然覺得，老範剛才說的那番話，似乎道出了他們夫婦自己、那些建築工和那些木工背井離鄉來到這個遙遠、陌生、不甚友好的城市打工的深層原因。

看來，推動著中國城市化的無形之手不止一隻。除了農村人多地少、收入微薄這隻推力之手和城市收入更高、機會更多這隻拉力之手之外，似乎還有一隻頗具中國特色的“臉面文化”之手：本村的鄰居、朋友、親屬們都進城打工去了，只有你還守在家裡，只有你還在土裡刨食，那你在別人眼裡，就太沒本事了、太沒出息了、太沒臉面了。時至今日，人不僅要為自己而活著，同時也要為他人的看法而活著。

其實，中國農民踏出離土又離鄉的第一步，並非城裡人所想象的那麼輕鬆、那麼容易。根據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劍雄的說法，歷史上，中國農民除非迫不得已，否則是不願意離開故土的。

“農業文明造就了中國人安土重遷的習慣，對中國農民來說，只要土地能夠滿足他的要求，他就不會遷移的。但是，在非常態情況下，特別是碰到天災人禍的情況下，中國農民也會被迫遷徙。”曾經主編過《中國移民史》的葛教授在位於上海近郊的家裡接待了我。他還分析了通常滿足於“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中國農民被迫移民的另外一種壓力：“另外，即使在常態的情況下，也有一個情況：在人口稠密的地區，由於人口增加，土地滿足不了人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也有人口遷移現象。”

但研究當代中國農民工現象的學者發現，如今輸出農民工最多的幾個省份，其實多數位於中國中部，而非最貧窮的西部。因為相對於沿海地區，中部地區仍屬落後，所以沿海大城市有吸引力；相對於西部地區，中部地區還不算太窮、太偏僻，所以有進城找工作所需的足夠資訊、足夠關係和足夠路費。

這個現象有點兒像偷渡海外的中國非法移民現象：偷渡客最多的省份不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而是相對富裕的廣東省和福建省。

“中國的流動人口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富裕地區出來的，是經商的，中等地區出來的，是打工的，落後地區的人則不流動出來，因為落後地區的人可能連路費都沒有。”中國著名民意調查公司──零點調查公司的董事長袁嶽對我說，“有些農民工出來，什麼技能也沒有，什麼關係也沒有，身上只帶了500塊錢，這也許是他一輩子的本錢，如果他能在城市裡找到工作，這500塊錢可能很快就賺回來了，但如果找不到工作，路費也用光了，那他一輩子的本錢也就這樣耗光了。這也是中國流動人口的一個特點：有的貧困地區，如果貧困到了連路費都沒有的話，他就不出來了。例如，西南、西北貧困地區出來打工的人就很少，如貴州、廣西，打工的人就少，山西的情況是：有煤的地方很富，沒煤的地方就很窮，所以山西出來打工的農民就不多。”

零點調查公司曾經從事過多次有關農民工的大型調查。在位於北京朝陽區佳程廣場的公司總部中，袁嶽這樣向我介紹他們調查中的一個發現：“從全國來看，出外打工者最多的省份是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不僅與這些省份的經濟狀況有關，而且也與這些省份居民的流動愛好有關。”

拾荒者老範來自安徽。安徽阜陽籍的拾荒者不僅遍佈珠江三角洲，也散落在中國許多大中城市之中。袁嶽和他的同事們也發現了農民工的來源地與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之間的有趣聯絡：“北京的木材生意，基本上是福建人做，鮮花生意，主要是湖南人做，小商品生意，基本上是浙江人做，小商品中的眼鏡、童裝，基本上是浙江瑞安人的，普通服裝，基本是浙江樂清、永嘉人的，低壓電器，是浙江樂清人的。山東人出來，主要是做蔬菜販運的，北京市場上的蔬菜，85％來自山東，而山東壽光縣一個縣的蔬菜，就佔了80％，壽光人中，一部分人做長途販運，一部分人做批發，還有一部分人做大的零售戶。”

第四章　故鄉可望不可歸（3）

袁嶽也沒忘了談到北京的安徽民工：“北京擺攤的小菜販中，安徽人比較多，安徽人大部分做的都是比較末端的生意，比如水電工、家庭中的低端裝修工。因為家庭裝修，安徽人接不了大單子，只能接小單子，而家庭中的高階裝修工，通常是江蘇南通人做的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