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吳勝發夫婦也沒有在東莞買房子。儘管按照他們夫妻倆的收入，他們完全可以向銀行貸款購買自己的房產，但他們至今仍然住在這套狹小、簡陋的公寓中。

“為什麼不買房呢？”我問。

“在哪裡買呢？”吳勝發反問我，“萬一我丟掉了那份工作怎麼辦？誰能保證我還會找到另外一份收入、地位差不多的工作？”

確實，沒人能夠保證。即使他在此地再住十二、三年，即使他在工作崗位上再“成功”，即使他在此地的社會階梯上爬得再高，他仍然還是一個沒有東莞戶口、因而沒有相應社會保障的“外來工”。

見我沉默良久，他又說了一句大概是為了活躍氣氛的話：

“趁還能幹的年紀，多攢些錢，以後回農村老家蓋房子養老吧。”他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強。

不知為何，我腦海中突然浮現出袁小兵那篇描寫吳勝發夫婦報道中的畫面──

“機器的轟鳴取代了蟲鳥的鳴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車、摩托和陌生面孔。他們在異鄉互相慰藉，謹慎卑微地生活著，有時懷有對田園牧歌式愛情不可復返的惆悵。同樣，家鄉也只活在記憶裡。現在的家鄉，就像打工所在的城市一樣讓人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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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流動中的中國農民（1）

從90年代中期開始的十年，是中國城鄉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開始歷史性鉅變的十年。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也許是結構變動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十年來，農民工繼續在各地大規模流動，但是流動的背景發生了變化。中國經濟走出了短缺經濟和溫飽階段，這件事對全國經濟是好事，但對農業和農民就不一定是好事。在短缺經濟時期農產品的需求是沒有問題的，只愁種不出來，現在農產品需求成為農民必須關心的問題。在這十年裡，出現了城市國有企業用工制度的改革、大規模的下崗和失業，這是在新中國成立幾十年歷史上沒有過的。許多城市政府採取了諸如“騰籠換鳥”的旨在限制農民工就業的措施。在這十年裡，農民工成為工業化的主力軍，成為支撐城市日常運轉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使這些城市新居民融入城市社會生活方面嚴重滯後。

在這十年裡，農民工本身的情況也有很大的變化，農民工的成分也在不斷變動之中：有的人已經退出農民工行列回鄉，而新人在不斷加入；當年的未婚姑娘小夥已經成家生子；當初做小工的，已經成了有手藝的大工，有的還成了包工頭；當初的小保姆進入商業餐飲服務業；……。

1995年初，從農曆臘月下旬到春節期間，我們曾經在安徽、四川的12個村作過300個農戶的訪談。2005年春節我們回到這12個村，重訪這300農戶。

一、農民工的代際更替

首先，在城市或輸入地穩定地留下來的是少數。其次，從調查來看，十年前的年輕人有一部分還在繼續外出，有一部分不再外出了，不再外出主要因為家庭原因。十年前的中年人，少數仍然在外出，多數順利地完成了代際更替——自己不再外出，外出的是他們的孩子。

二、新生代農民工

經濟發展一方面提高了整個社會的福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們的慾望。在很多情況下，在發展中國家，成功的經濟發展帶來的可能不是人們更加滿意，而是滿意度的下降。

我們可以看到新生代農民工的不同：他們多數都是高中或初中畢業，他們所感受到的生活壓力顯然低於他們的父母輩，也許正因為這樣，他們對打工條件的要求比父母輩高。新生代農民工的打工期望：首先在工資上他們的要求往往要比父母輩高，他們更在意工作環境、工作條件，更在意勞動時間，他們比父母輩更加關注自己的前景。

“民工荒”問題，如果僅僅從數量上來講，我不覺得它是個真問題。如果真達到數量緊缺，豈不說明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已經解決了嗎？但是我想，在民工荒的討論中應該不僅關注數量視角，而是引進質量視角，可能會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現在的情況。

東莞就業局的黃慧屏局長對投資者說：你們不要把今天拉著拉桿箱來的農民工，看作和當初扛著編織袋來的農民工是同一種人。

三、身份認同

首先是流動中的沉澱。究竟什麼算沉澱？有較穩定收入算沉澱？有較穩定單位算沉澱？長年在外算沉澱？舉家外遷算沉澱？辦理戶口遷移算沉澱？在城市購買商品房算沉澱？顯然，沉澱的定義不同，數量也不同。但是總的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