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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和佐治亞大學的專家們統計發現,今年5月23日,世界城市人口為33億399萬2253人,農村為33億386萬6404人。他們將這一天作為“分水嶺”: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來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我知道,如今全球每天都有大約18萬鄉下人湧入城市,但我不知道,促使全球城鄉人口平衡的天平決定性地偏向了城市這一邊的那十幾萬人,是不是也包括了5月23日我在北京街頭所見到的那些肩挑背扛、神色惶惑的中國農民?

人類進化史上,標誌著人類生活方式發生重大變化的“拐點日”並不多。美國作家布羅諾斯基曾在《科學進化史》一書中說過:“人類攀升程序中最大的一步,是從遊牧生活轉向村落農業的變化。”不過,由於年代久遠,那一鉅變的“拐點日”已經無從查考。但無人否認,2007年的5月23日肯定是有據可查的另一個歷史鉅變“拐點日”。如果說遊牧文明向農業文明的轉變過程是遷居變定居,那鄉村文明向都市文明的轉變過程大概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定居變遷居。

然而,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並非都在同一天走過城市化程序的“拐點”。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城市化的國家,它在1851年走過了這一“拐點”;美國則在1910年代末期跨過了城市化程序的“分水嶺”;儘管帶領全球走過這一“拐點”的那十幾萬進城農民很可能包括了許多中國“農民工”,但中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只有大約43%。

不過,在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看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程序增速,卻明顯高於世界平均增速。

我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我把採訪胡鞍鋼的日子約在了2007年5月23日。我是在後來翻閱自己的採訪日記時,才發現了這一難以解釋的巧合。

在坐落於北京海淀區那條塵土飛揚、攤販喧囂的雙清路旁的中科院生態樓中,胡鞍鋼在寬大的辦公室裡坐立不安,顯出一種難以理喻的興奮:“近30年來,中國是世界上城鎮人口增長率最快的國家之一。根據聯合國的資料,1975年到2003年,發展中國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世界平均增長率為,中國則為;2010年前後,中國城市化率將超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到2030年將達到,高出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個百分點。”

我對胡鞍鋼講了我這次中國之行的所見所聞。胡鞍鋼笑了:“你所看到、聽到和感受到的,不過是迄今為止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潮的幾朵浪花,這一人口遷徙潮就是中國的城市化程序。”

胡鞍鋼的思維和語言跳躍速度極快:“我認為,中國要真正解決三農問題,就要解放農民,投資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其中最關鍵的是,要減少農民。”

如今,我還在納悶兒:胡鞍鋼當時是否已經知道了5月23日這一天的劃時代意義?但可能性極小:因為這一訊息是幾天以後才宣佈的啊!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所謂的“奏摺派學者”胡鞍鋼。無論從長相、舉止、氣質或神態來看,胡鞍鋼都不像一個年過半百的人,也與我透過閱讀他的書籍、文章所形成的想象大相徑庭。他看上去更像一個30歲出頭的年輕人,他不停地做手勢,不停地在辦公室內來回走動,一會兒拋給我一份他主持寫作的國情報告,一會兒帶我到他的電腦旁,向我展示中國城市化的資料或曲線圖,一會兒又走到窗前,“譁”的一下把窗簾拉開──

第一章 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潮(3)

我以為他要向我展示一幅巨大的中國城市化走勢圖,沒想到窗簾拉開,卻是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窗下便是那條塵土飛揚、攤販喧囂的雙清路。

“你看,這條路就是農民工生活的寫照,街上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人流,大多數都是進城打工、做生意的外地農民。”胡鞍鋼興奮地說,“瞧,他們叫賣的貨物,或是靠自己肩挑背扛,或是靠不會造成廢氣汙染的三輪車運到此地,他們沒有北京市戶口,甚至沒有辦理暫住證,但他們卻在為自己和家人更好的前途、為北京市民的生活方便、甚至為中國的GDP做貢獻,儘管他們的貢獻沒有被計入官方的GDP數字之中……”

不知是因為居高臨下的俯視,還是因為胡鞍鋼如此一番提綱挈領的解讀,如今在我的眼中,這條我來訪時艱難穿越的嘈雜喧囂的雙清路,以及中國大大小小的城鎮中無數類似的街道,突然都被賦予了一種全新的意義: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就在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