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我雖然從小在城市裡長大，但我的一生都與中國農村有著某種牽連，與中國農民有著某種瓜葛。

我父親來自中國山東膠東農村。他雖然小學沒有畢業就去縣城一家雜貨鋪打工，他雖然19歲就棄工從戎，他雖然一輩子是個軍人，但他骨子裡還是個農民。從我記事時起，我就知道，父親唯一的業餘愛好就是種地，工作之餘，他在自家後院開拓了一塊兒地，種瓜種菜，其樂無窮。後來離休，他索性成了“專業農民”：全天候種地，一直種到前些年幹不動活為止。

父親與土地的關係還不僅如此。他經常回農村老家探親，並且帶著我們兄弟幾個人回去：用當時流行的話說，那是“憶苦思甜”，用現在流行的話說，那是“尋根”。我們老家確實很貧苦，爺爺、奶奶去世早，老家只剩姑姑、姑父一家人，姑姑生了14個孩子，但死了7個，只有一半活了下來。我童年和少年的回憶，自然少不了與姑姑姑父盤腿坐在農村土炕上吃海蠣子、與表兄表弟在海邊釣魚這類快活之事，但更多的則是聽姑姑哭訴喪子喪女之痛、聽姑父嘆氣沒錢給結婚的兒子蓋房、聽表姐埋怨婆家待其不公這類傷心之事。

後來，我知道，老家清末民初鬧災荒，有很多人“闖關東”，後來定居在東北。他們的後代中，有不少人成了哈爾濱、瀋陽、大連等東北城市的“城裡人”。我回老家時，常常會看到這些東北“城裡人”跟著父母或祖父母，提著大包小裹，坐著長途汽車，回膠東老家尋根探親，一旦來到鄉下，他們特別受到那些仍在老家務農的鄉里鄉親們的尊崇和款待。

我沒有趕上當時的“上山下鄉”，但小學時，我們經常被學校組織集體去農村，幫助農民撿麥穗；中學時，我們除了每年夏收幫助農民割麥子之外，還曾全班一起去農村生活、勞動了一個多月，我們被分別安排在農民家裡吃住，白天則跟農民一起幹農活，美其名曰“學農”。那時，人民公社制度還沒有廢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農村生活的艱苦、農民對集體經濟的漠不關心、以及年輕一代渴望離開農村的夢想。

中學畢業後，我當了三年兵。我的戰友絕大多數都是農村兵。我與他們同吃同住同訓練同被領導抓公差，我熟悉他們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就像熟悉他們的呼吸哈欠呼嚕飽嗝。在那個年代，雖然中國已經恢復了高考，但農家子弟能夠考上大學的仍屬鳳毛麟角，當兵大概是他們跳出農門的唯一可行之路。這些農家子弟兵最大的夢想，就是在部隊提幹，順著軍官的階梯上往上爬；即使無法提幹，也要爭取入黨，這樣他們也許能夠在復員後被安排進入城鎮工礦企業內就業，轉為非農戶口；如果既無法提幹，又未能入黨，他們就只能重返農村務農，那他們在部隊的這一圈就算白轉了。我清楚地記得，有一位剛入伍的農村兵，為了爭取早晨第一個搶到掃地的掃帚，為了給班長留下好印象，在起床號吹響前十分鐘就提前起床，悄悄地穿好軍裝，再躺進被窩裡，起床號一響，便馬上箭一般地竄起，直奔放置掃帚的牆角……

李明（化名）是我當兵時最要好的戰友，來自河南農村。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時，李明父親趕上了少有的城市企業去農村招工的機會，成了洛陽一家工廠的工人，但父親無力使老婆孩子都轉為城市戶口，所以他們家兄弟姐妹幾個只能在農村老家務農。李明在家中是老小，當兵後最大的願望就是入黨、提幹，永遠離開農村。他聰明能幹，在報務員教導隊集訓時每次考核都是第一名，集訓結束前，他又被評為唯一的“優秀學員”，那時他對自己在部隊裡入黨、提幹的前景非常自信。

集訓結束後，我們被分到不同的部隊，但我們一直保持著通訊聯絡。李明表現非常突出，不論是發報還是收報，他一直都是技術標兵。誰知，就在我們集訓結束一年之後，中國軍隊發生了一項重大變化：不再從普通戰士中提拔軍官，而從軍校中培養軍官，軍校則與地方普通院校一樣，面向社會招生，透過文化考試錄取學員。這樣，那些本來就升學無望的農家子弟，試圖透過當兵跳出農門的路也被堵住了。失望之極，李明決定復員。我至今仍然記得當時李明給我的來信中所流露的那種灰色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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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那時中國的企業還時興“頂替制度”。李明覆員後，他父親不想讓家中最後一個孩子也困守土地，所以決定提前退休，讓兒子進廠“頂替”。這樣，李明父親以自己提前回鄉作為代價，讓小兒子實現了進城當工人、戶口農轉非的夢想。

1980年，我也復員，並在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