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學。我最要好的大學同學中，也包括幾個來自農村的學生，他們學習最刻苦，待人最誠懇，成績也最優異。但也有一個人例外。他叫趙啟祥（化名），來自安徽農村。小趙性格孤僻，很少和人打交道，大學期間，我對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每次上課，他都躲在一個角落睡覺，雖然考試科科都及格，但成績平平。最有趣的是，考試前的複習課，老師特意強調不記考勤，學生可來可不來，但每次小趙都來，但依然躲在角落睡覺。同學們戲謔地說，小趙需要老師那種催眠式的講課聲，才能睡得著覺。

他上課睡覺時，偶爾會發出淺淺的呼嚕聲，坐在他附近的同學可能會相互會心一笑，但不會報告老師。但有一次，他的鼾聲可能過響，終於被老師聽到，老師走到他面前，喊了他幾聲，他才醒了過來，在同學的一片笑聲中，他揉了揉眼，彷彿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此後，他上課時依然故我，繼續躲在教室角落睡覺，但大概因為明顯改善了睡覺時的呼吸方式吧，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鼾聲。

後來，我們發現，小趙絕對不是那種混日子的人。他白天上課時睡覺，但他晚上一宿不睡，自修更高深的課程，自讀許多課外書，更重要的是，苦修英文。畢業時，別人都忙著活動管分配的輔導員，力爭分到一份好工作，但他卻憑著夜晚自修的專業課知識和英語能力，考上了北京一所名校的碩士研究生，拿到碩士學位後不久，他又以很好的專業成績和很高的託福分數，被加拿大一所著名法學院的研究生院錄取，並賦予全額獎學金。

小趙是我們同學中第一個考取研究生、第一個出國留學、並第一個在海外定居的人。後來我們同學聚會時談起他，有人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小趙是我們班裡最有野心、最有遠見、但也最會偽裝的人，他的野心和遠見都偽裝在白天上課時偶爾發出的呼嚕聲中了……

八十年代中期，當我在北京《中國青年報》工作時，正好趕上中國農村改革不斷出新、城市改革卻舉步維艱的時刻，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鄉下人比城裡人富、農民比市民“牛”的時期。

就在那個奇特的“城鄉倒掛”期，有一次，一個地地道道的山東農民，因經營魚蝦養殖業賺了錢，受到當地政府無理刁難，一氣之下，開著自家的麵包車，從山東膠東的牟平縣，一直開到北京告狀，他的舉動打動了諸多中央級傳媒的記者，於是，一批京城記者，其中也包括我，坐著這位山東農民的麵包車，又浩浩蕩蕩地開回了山東牟平。

我還記得，我們在山東牟平採訪時，為當地農民的富裕、自信、牛氣深深震撼，我根本不敢相信，這就是我兒時見過的貧窮衰敗的膠東老家！這位與地方政府打官司的農民，僅僅靠養殖業和副業，就蓋了在我們這些京城記者看來屬於“富麗堂皇級”的小樓，買了當時城裡人根本不敢想象的數輛汽車，更令人吃驚的是，他的富裕程度，在當時膠東那一帶的農村中，根本排不上號，因為真正富裕的，還要數那些經營鄉鎮企業的農民企業家。

可惜的是，好景不長，中國歷史上出現的這一罕見的“城鄉倒掛”期，比當時媒體上吵得紛紛揚揚的“腦體倒掛”期還要短暫。至於中國農民為何由相對富裕轉為相對貧窮、鄉鎮企業為何由相對繁榮轉為相對衰落，海內外已經有大量的分析，不需要我再贅述。

序言（3）

大概始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興起了當時被官方稱為“盲流”的民工潮。本書便是描述和解讀中國民工潮及其帶動的城市化程序的一種嘗試。

這場被後來的學者稱為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潮，是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國農民自下而上推動起來的，它使中國的城市人口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淨增四億。但究其實，它不過是中國北方農民“走西口”、“闖關東”、中國南方農民“下南洋”、“漂美洲”的延續，是我的戰友李明、我的同學趙啟祥以及千千萬萬像他們那樣的農民子弟夢想和拼搏的延續。

20年前，我從事新聞工作一年後，曾有一次機會去洛陽採訪，我專門去拜訪了老戰友李明。那時，李明仍然在他父親曾經工作過的工廠工作，在保衛科做一個普通的科員；那時，他剛在洛陽結了婚，成了家，廠裡給這對兒新婚夫婦在工廠宿舍樓中分了一間房，房間面積雖然不大，但他很滿足：他告訴我說，我們當時在教導隊一塊兒集訓的戰友，因為趕上中國軍隊幹部培養制度改革而無法直接提幹，絕大部分人都復員回鄉務農了，像他這樣能夠進工廠的農村復員兵寥寥無幾。

李明還像當兵時那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