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餘愛好打打籃球；與穿軍裝時唯一不同的是，他在工廠宿舍樓背後的亂草中開闢出了一塊兒菜地，種上了蘿蔔和大白菜，用他的說法，“省點兒買菜錢。”

“你這麼喜歡種地，為什麼復員後不回農村？”我開玩笑地問。

他的回答沒頭沒腦：“真要讓我回農村，我倒沒有那個閒心種地了。”

我一直在琢磨李明這句話的確切含義，琢磨了20年。

一直到我這次去中國採訪了眾多的農民工和農民工出身的企業家，一直到我就中國城市化程序中的種種疑問走訪了眾多中國一流的學者、專家，一直到我與平素鮮言寡語的父親有了那番交談，從而第一次知道了我父親的身世和我祖父的經歷，我才覺得，我大概搞懂了20年前李明說的那句話。

我寫這篇文字之時，除了上述的20年，也是新中國建國58週年，中國改革開放和城市化程序啟動近30年。此刻，英國倫敦秋風襲屋，陰雨擊窗，我在地球的另一端伏案疾書，再次把我的真誠感謝，贈給這次中國之行中曾經接受過我採訪或為我提供過幫助的所有人，把我內心的深切祝福，獻給那些闖進城市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國農民。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記者魏城

2007年10月1日深夜於倫敦

第一章　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潮（1）

2007年的5月23日似乎是一個普通的日子。但不知為什麼，我很早就醒了。

我的日記這麼寫著：

“早晨六點多，睡不著，起床，步出位於北京朝陽區的酒店，漫無目標地閒逛。

“玻璃幕牆式寫字樓之間，一條待拆遷的小衚衕。如同鬱鬱蔥蔥的森林中，一棵被雷擊中的枯樹。衚衕入口處貼著‘呼家樓街道辦事處’和‘呼家樓派出所’的聯合‘告知’：‘該地區已被列為治安混亂區……’，衚衕出口處高懸一面條幅：‘堅決打擊一切違法經營犯罪活動’。但叫賣蔬菜水果的小商販，卻像雨後的蘑菇一樣，密密麻麻地生長在朽木上。他們都操外地口音。他們的膚色、穿著、舉止，與上班前買菜的北京市民之間的反差，就像蘑菇的白色與森林的綠色之間的反差。

“一位‘老北京’告訴我：這片待拆遷的大雜院已經沒有多少本地居民了，他們把自己的平房租給了來自安徽、河南農村的菜販……”

2007年5月，將近一個月，我在中國南北各地採訪，為一套名為“中國城市化”的系列報道蒐集素材，以下是我的採訪日記中的一些片斷紀錄──

海南三亞市。

各大酒店之外。一有客人走出酒店，散落在酒店外街頭各處的三輪車便迅速匯攏，湧向客人：“去海濱轉轉吧，才一塊錢！”“一塊錢，拉你去吃海鮮！”南腔北調，但肯定沒有標準的普通話，肯定沒有地道的海南話。

“三亞基本上被外地人包下來了：外地遊客和外地打工者。”一位遼寧籍的計程車司機對我說。

“那三亞本地人都哪裡去了呢？”我問。

這位司機笑著說：“他們都在廣州、深圳打工呢……”

廣州新白雲機場。

計程車司機把我的行李放到汽車後備箱。“裡面放了什麼？這麼重！”他甩了甩胳膊。

我曾經在河南住過幾年，熟悉他的口音。“你是河南人吧？”我問。

“不錯，我是從周口農村出來的，”他爽快地承認。

我們聊了一路。他如此向我介紹廣州“計程車行業”的“路線路”：“廣州本地人開出租的不多了，來自湖南攸縣的司機最多，其次是我們河南周口的，剩下的，是廣東省其它地區的農民，像湛江、汕頭……”

東莞東城區—鳳崗鎮的長途汽車上。

滿車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男女，南腔北調，但好像沒有東莞本地口音。

與鄰座女孩聊起來，她在鳳崗鎮打工。五一黃金週，她回了一趟四川農村老家，看望父母，現在坐車趕回鳳崗，明天一早就要上班。

沿途經過許多鎮，都是東莞轄鎮，工廠遍佈，酒店林立，商業街喧囂繽紛，比中國北方某些中小城市還熱鬧。不斷有人下車。鄰座女孩說，下車的人中，也有她的同鄉，都是從老家趕回工廠上班的。

難道這就是舉世聞名的“世界加工基地”？

深圳福田區。

真沒想到，在這個年齡不到30歲的摩登城市中，還有這麼一塊“都市中的村莊”，而且就在離我酒店幾步之遙的地方。街道狹窄，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