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在調查中我們看到，不管按照哪種定義，在城市裡沉澱下來的人還是比較少的。

其次是身份認同。我們問外出農民工一個問題：“你認為自己是城裡人還是農村人？你的家人、朋友怎麼認為？”在調查中我們發現，被訪者普遍認同自己是農民，幾乎無一例外。不管是低階打工還是高階打工，包括公司白領、小老闆，甚至包括已經在城裡購買住房的人，異口同聲都說自己是“農民”。他們提出的理由是：我們沒有基本的保證，不管我幹了多久，只要不再和我籤合同，我就什麼都不是了；城裡人失業、下崗就有人來管，我們失業也不算下崗，我們失業是沒有人管的。調查員追問：城裡人也會失業啊……，他們回答：城裡人有房子住，可以慢慢找工作，我們在外面吃住都要花錢，壓力大，十天半個月找不到工作，就慌了，只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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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流動中的中國農民（2）

四、關於身份認同的討論

我想這並不是因為農民工的就業能力太低。習慣上總說民工“素質低”，“就業難”。其實就業決定不取決於單一指標。可能在就業決定中適應性才是第一位的。單純從微觀講，似乎是線性的，教育投資越高人力資本越高，受到的訓練越多就業可能越好。但從宏觀講，就業受制於需求結構，你的學歷再高，如果沒有需求，你的就業也是困難的。實際上，從資料來看，農民工的就業率是高於城裡人的，農民工的就業能力並不低。問題在於是農民工的脆弱性，承受風險的能力太低。從住房來講，如果有住房，如果能降低農民工在城市住房的費用，則可以降低生活的流動成本，增加安全感，使他們能夠承受更長的工作尋找時間，從而提高他們抵禦風險的能力。從福利制度來講，如果城市政府不僅承擔城市下崗失業職工的就業責任，而且承擔已經在城市做出貢獻的農民工、外來工的就業責任，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提供低保，也能夠提高農民工抵禦風險的能力。

要解決這些事情，首先是要取消制度性的排斥，以身份為識別的隔絕制度或政策都是應該糾正的。其次，應該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包括降低就業成本、降低居住成本。降低就業成本包括真正實行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包括實行有利於就業的企業政策，包括不要用不切實際的、超前的所謂“高科技”過早地帶來資本密集技術對勞動密集技術的替代。降低居住成本，應該允許多元化的住宅建設和住宅經營，應當在保證滿足基本需求的條件下降低公共設施的成本，在不降低服務質量的條件下降低公共服務的成本。

五、關注長期家庭分離帶來的問題

與農村勞動力長期候鳥式的流動相聯絡的，是多數流動家庭成員間的長期分離。

長期分離帶來的夫妻關係問題。首先是家庭穩定性：根據我們的調查，十年前幾乎聽不到外出引起的婚變，而五年後、十年後的調查，我們聽到越來越多的農村離婚案例。絕大多數情況下，提出離婚的是外出者，而與外出者的性別無關。其次，長期分居帶來的性煩惱，以及由此而生的健康威脅、性騷擾和性犯罪問題，應當引起學者和政府的更多關注。

“留守”子女教育問題。許多在外務工經商的父母都像我們談到留在家中子女的教育問題。可能是文化較高的一方外出（顯然文化較高對在外務工經商時更有利的）、文化較低的一方留在家中，可能是父母均外出而把子女留給爺爺奶奶帶（隔代教育），都對子女教育有不利影響。“爺爺奶奶只能保證孩子餓不著、凍不著”，其他很難管，甚至孩子天天上網咖打遊戲家裡都不知道。除了文化教育外，父母子女的情感交流也可能因長期分離產生問題。父母的可能選擇是：或者父母其中一人回家，或者把孩子帶出來上學。當然，後者面臨更多的花費。

農村勞動力外出帶來的農村養老問題。傳統上中國農村是家庭養老、家族養老。如果子女都出去打工，老人在身體健康的時候還能下地幹活，但是在老了以後他的養老問題就會突顯。子女有錢寄回來，生活花費沒有問題，但身邊沒人照顧，缺少情感慰籍。尤其是舉家外遷對農村養老模式的挑戰，家庭、家族養老方式能否延續下去？或者需要建立更大規模的農村社會養老制度？

六、穩定的制度安排與行為預期

農民工在城裡看不到自己的前景，沒有穩定的預期，缺少安全感。在歐盟的一些國家，對境外的打工者會有明確的規定：只要有人僱用你就會享受一些起碼的保障；如果在兩年內有穩定工作、交稅、守法、沒有任何不良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