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你可以進入某一個更高一些的保障水平；這樣經過七年（或若干年）的努力，你可以享受幾乎所有公民待遇，如果你願意甚至可以申請加入該國國籍。而在我們城市的制度安排中，並沒有為進城農民工描繪出任何穩定的前景。何況，我們的城鄉之間、地域之間，還不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第三章流動中的中國農民（3）

在社會生活中，制度安排顯然會影響人們的行為。在城市化程序中，不應忽視給人穩定預期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行為導向作用。

沒有穩定的預期，農民工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他不知道能不能在城裡待下去、待多久，所以他要做出兩套生活安排，把不多的錢用在兩處，要維持兩處住房、兩套生活用品，還要做好準備隨時應付兩種生計手段，想得多的人還要考慮參加兩套社會保障系統。更不利的是，前景的不穩定使他有很大的投資顧慮，他在物質投資上縮手縮腳，在人力投資上游移不決，因為他不知道投資是否有足夠時間收回。不僅是本人在技能培訓上的投入，甚至在子女教育上，他也一直拿不準主意，應該讓他們上使用全國統編教材的打工子弟小學、還是上使用特有教材的城市正規學校？在社會交往和社會網路方面，他也不得不同時顧及兩套生活前景的需要，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適應上。長期分離的生活，已經給一些家庭在夫妻關係、子女教育、老人贍養方面帶來問題。

沒有穩定的預期，社會也將付出更高的成本。在城市化的歷史程序中，原本可以幫助進城打工者逐漸立足城市的工資收入，相當部分被寄回帶回老家，而老家的新房在城市化程序中可能面臨貶值；短期行為、人力資本投資願望的壓低，不利於提高經濟的競爭力和全民整體素質；城鄉兩套行為規範在城市中的並行增加了城市執行成本，從維持交通秩序到地下黑經濟的打擊難度；等等。

城市不把農民工當作自己人，就不要幻想農民工能把城市當作自己的城市。缺少穩定預期的制度安排，就很難指望農民工能有建設性的長期行為。

（本文特約作者：白南生，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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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故鄉可望不可歸（1）

我已經記不清那條街道的名字了。

這條不長的小街，坐落於中國深圳市福田區一座“城中村”附近。那是一個炎熱的初夏正午，七、八個為沿街五金店打零工的農民工，把幾個擺放在人行道上、尚未刷上油漆的貨架當作疊架床，分層躺在其中午休；五金店對面的建築工地也暫時停工，許多農民模樣的建築工人橫七豎八地躺在臨時工棚裡午睡。整個小街上，似乎只有一個人睜著眼：他是深圳市無數拾荒者之一，在靠近建築工地的人行道上，他坐在自帶的小馬紮上，正在翻閱收破爛收來的一本舊雜誌。

“你收舊報紙嗎？”我走上去，與他搭訕。

“收。舊報紙、舊雜誌、舊書，什麼都收。”他顯然把我當成了一位普通的主顧，“舊傢俱、舊電器也成。”

他遞給我另外一個馬紮，“坐吧。這是我老婆用的，但她現在到對面五金店收廢品去了，一時回不來。”

既然他把我當成賣主，我也沒必要說破我的真實身份。我假裝真的對拋售舊貨感興趣，詳細詢問了各類廢品的售價。

漸漸地，我們熟了起來，開始聊起與售價無關的家常來。

他告訴我，他叫範青（化名──作者注），四十多歲，來自安徽阜陽農村。老範說，深圳有很多來自安徽阜陽的拾荒者。他還說，他們拾荒行業內有句“行話”：“刨不如撿，撿不如運，運不如換，換不如收。”老範就是一位“最高層次”的拾荒者：他專收廢品，他與妻子輪流分工，“我上門收購時，我老婆就坐在這裡，等人問價；我老婆上門時，我就在這裡坐等。”當然，他們夫妻會經常變換“上門”和“坐等”的地點。

老範沒上過幾年學，但一直喜歡看書，即使從事拾荒，也經常翻閱收購來的舊報刊，所以也算知多識廣。他離開農村老家、出外打工，已有十多年曆史，最初，他就像附近工棚中午休的那些農民工，在不同城市的建築工地之間奔忙：他曾為浙江溫州私營企業家興建的廠房和私宅搭過磚，也曾為海南房產泡沫中上馬的“爛尾樓”砌過瓦；他也嘗試過像溫州人那樣，做做小本生意，但“虧得一塌糊塗”，以至於使他得出一個結論：“做生意，不是我們安徽人幹得了的。”當我以史上的“徽商”為例質疑他的結論時，老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