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回鄉。

按照曹錦清的說法，由於中國的城市政府絕對沒有相應的財力為所有失業農民提供失業救濟和養老保險，此時便突顯農民所承包的那塊土地的社保功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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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戶籍與土地（3）

針對劉開明等學者“讓農民工成為市民”的呼籲，曹錦清的回應是：“想把農民工變為城裡人，願望是好的，也佔據了很高的道德制高點，但做不到，例如石家莊曾經放開了戶籍制度，但很快又收回去了。戶籍制度的背後，其實是一個社會保障的問題，是城市社會保障與農村無保障的巨大落差。”

所以，曹錦清並不怕被人誤解為“不平等的辯護士”，其觀點非常鮮明：在目前社會保障尚未覆蓋全國的情況下，他反對匆忙取消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承包制度。

但劉開明認為，這個順序應該反過來：先取消戶籍制度，然後再建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網路。

“廢除戶籍制度之後，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給所有的人提供一致的低覆蓋的社會福利。”劉開明說。

劉開明認為，目前的制度安排帶來的負面效應已經超過正面效應，而其中最為負面的後果是，那些像候鳥一般往返於城鄉兩地的農民工，其社會地位和心理預期不是逐漸上升的，而是不斷下滑的：“農民工應該都是中國農村的精英，其中60％沒有任何農業工作經驗，70％以上是初中以上教育程度，中國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比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高。他們進入到城市、進入到工廠，應該是很快地正規就業，非常好地努力向上發展，但目前中國所有的制度安排都讓他們不能向上發展。他們做到一定程度，一般3到5年就很厲害了，因為所有的聲音都告訴你：你不屬於這裡。他就有內心的焦慮。但是走到哪裡去？製造業就是這樣，你不可能上升，他們不停地找，不停地找，但除了失望還是失望，最後作小生意，但每個人都只知道開小飯鋪、小發廊，又把競爭價格壓低了，又賺不到錢，越走越低。我們在河南做調查，很多農村裡年輕人都在製造業中出賣體力，中年人在城市裡拾垃圾，年紀大的，如果家裡蓋了房子，就不出去了，但如果小孩還沒有娶上媳婦，就出去乞討。這是非常悲哀的。”

劉開明雖然自己是文學博士，但他特意向我強調，他也是農民出身：他是從廣西的一個普通農家透過考大學考進城市來的，他家中也有人是農民工，在城市出賣體力。據《經濟觀察報》的那篇報道稱，劉開明之所以選擇深圳福田區車公廟安華工業區內這棟老舊的廠房，作為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的辦公地點，除了租金便宜之外，還有一個用意：“他想讓他的30多名員工每天都能‘深入’到他們的服務物件——工人——當中去。”

當我結束採訪、向他告辭時，劉開明提醒我：“我們這個樓是有電梯的。”

於是，他把我送到電梯口，等著電梯緩緩地升上來，等著它很不情願地開啟沉重大門，等著我遁入這部氣喘吁吁的“大貨梯”。

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1）

北京的夏天來得越來越早了。還是五月份，整個城市就熱得讓人躁鬱不安，空氣中彷彿竄著無數條火龍，不留意之間，就竄進了你的鼻孔、你的喉嚨、你的肝脾……

但不管是早至的熱浪，還是戶籍制度的制約，無論是好心人的擔憂，還是歧視者的白眼，都未能阻退來自四面八方的農民工。在北京，他們無處不在：你去餐館吃飯，你在髮廊剪髮，你去小攤購物，你在街頭攔車，你途經建築工地，你走過天橋地道，你都會遇到操各地口音的“鄉下人”。

那天也很熱。我走出酒店，陽光白花花的，撲面而來，照得我睜不開眼。待我雙眼適應了強烈的光線，我才看清，酒店前的綠化帶上，幾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頂著太陽，正在挖坑種樹。

我走上前去，與他們聊了起來。他們來自河南，都是一個村的。

“我今年23歲，來北京兩年了，一直做綠化工。”一個光著膀子的青年接過了我遞的香菸，“我17歲就出外打工，一年一個地方，去過大連、上海、寧波、青島。”

“為什麼一年換一個地方？”我好奇地問。

“農忙的時候，我就辭掉工作，趕回家幫助父母幹活，農閒的時候，就投奔老鄉，出外打工。老鄉在哪兒，我就去哪兒唄。”他嘴叼著煙，雙臂倚著鐵鍬，“離開青島後，我回家結婚，結完婚，我就來到北京，兩年一直沒回去過。”

“兩年沒見過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