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如果中國沒有戶籍制度，如果農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的話，那麼，中國就不會在20年的如此長的時間裡，保持如此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也就不可能在過去的20年中把中國建設成這樣一個世界工廠。”

我第一次知道，農民工的邊緣人地位、兩棲人身份，竟然能如此奇特地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掛上鉤，但我不得不承認，這大概就是事實。嚴酷的事實，無情的邏輯。

“農民工之所以能夠在城市中以比較低廉的價格從事經濟活動，也就在於他們的這種兩棲身份。”這一次，彭教授似乎看出了我內心的疑問，“因為如果中國沒有戶籍制度，農民工就會希望擁有與城裡人一樣的生活方式、一樣的收入、一樣的勞動條件，但我現在覺得我是農民，我的家在農村，我到你這裡來就是為了掙點兒錢而已，只要收入我認為可以，我就幹了，這就是中國很低的勞動成本之所以能夠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第七章　戶籍與土地（2）

彭希哲承認，在中國特色的“血汗工資制度”下，農民工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他也承認，戶籍制度的存在，使中國城市中的貧富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但他認為，如果從整個中國反貧困的角度來說，農民進城打工，對於縮小貧富差距有極大的幫助，“你想，這部分人本來是反貧困運動的救助物件，他們在農村一年的現金收入不超過一千塊錢，但他們到城裡打工，一個月的現金收入就可以達到一千塊錢，也就是說，他們在城裡的經濟狀況比過去好了10倍。”

當然，彭教授也認為，應該改革目前的戶籍制度，消除它的負面後果，但他強調，如果中國要改革戶籍制度，就應該首先改革福利制度，“弱化、或者說剝離原來附加在戶籍制度上的那些權利、福利、待遇，而把戶籍制度真正迴歸成為人口管理的一個工具。”

另一位上海學者曹錦清也認為，中國目前尚不能匆忙取消頗受世人詬病的兩大制度：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承包制度。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曹錦清教授在自己的家裡接受了我的採訪。在他看來，中國農民之所以能夠接受城市裡的低工資，就是因為他們還在農村老家擁有一塊兒城市工人所沒有的承包土地。

曹教授一邊說，一邊一根接一根地抽菸：“有一些外國人問，中國的勞動力為什麼那麼便宜？正確的回答是：中國的農民工在家裡承包了土地，他們的收入應該是承包地的收入再加上打工的收入，如果他們沒有承包土地的收入，那工資必定要上漲，否則他們怎麼活下去呢？所以，土地承包制的安排，其重要性就在這裡，第一，它可以降低工資，第二，可以維持社會安全。這就是中國的一個很大的特色，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根本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我一邊聽他講，一邊心裡琢磨：曾經寫過轟動一時的“三農”問題調查名著《黃河邊的中國》的曹錦清，也在為農民工的低工資辯護？

曹錦清似乎猜出了我心中的這個疑慮：“在現代社會，為不平等進行辯護，那總是說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中國整個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保障能力的制約下，即使中國要實現城鄉居民在這方面的權利平等，也是有心無力的。”

他又續上一根菸，“一個善的制度的落實，也需要有諸多條件作為前提，有的條件，不是善心一發就可以自動具備的，它確實需要一個經濟發展的過程。”

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承包制度，是造成中國特色的農民工現象、制約中國城市化程序的兩大制度性安排。不少中國學者對這兩大制度提出了嚴厲批評，甚至呼籲徹底取消，曹錦清也承認，這兩大制度的確帶來了許多弊病和問題，但他更強調這種制度安排的正面效應：“在中國這麼一個大國，出現如此大規模的人口轉移，發生如此深刻的社會變化，卻沒有產生嚴重的社會動盪，沒有出現大面積的貧民窟，社會治安也在可控的範圍之內，城市也沒有擁擠到爆炸的程度，而且農村經濟也在緩慢地、但持續地發展，大量的打工者的匯款也流到了農村去，維持了農村家庭經濟的運轉。”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學者章錚和李敬最近所做的一項研究，也間接地證明了“農村老家有一塊地”的重要性。這兩位學者在其合著的論文《民工流動和鄉村中年失業》中指出，所謂的“民工荒”，其實確切的說法是“青年民工荒”，因為那些僱傭農民工的非國有企業只需要青年民工，而不需要鄉村中大量存在的中年剩餘勞動力，而當現在在城市務工的青年民工進入中年後，他們之中絕大多數將失業，因而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