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力的價格便宜，你這兒土地的價格便宜，你不計較資源、環境被破壞的代價，當然產業會大規模地轉移到這兒，變成跨國公司的一個利潤來源，於是跨國公司把這兒的加工業幾乎都做成零利潤，讓你沒有什麼收入，然後跨國公司把除了貢獻勞動力、破壞資源環境之外的全部產生利潤的環節都拿走，然後跨國公司在股市上變成了企業基本面非常好的公司。這是一種獲利方式，我理解，如果我是發達國家，我也會這麼幹。”

當我問到最後一個問題時，溫鐵軍的激憤似乎已溢於言表，雖然實際上他的表情和語調並沒有什麼變化：“你看深圳、東莞，外來打工者成千上萬，幾倍於本地人，按人均GDP算，根本沒他們的事兒，也沒他們的福利，那你佔有的是什麼呢？不是典型的勞動剩餘價值嗎？但你同時又買通一批人，否定勞動剩餘價值理論，號稱沒有什麼剩餘價值，有的只是企業家的風險收益。我們今天的理論界不都是這樣的嗎？他們又影響著整個輿論，這都是腕兒，媒體一天到晚都是報道這個，那大家能變成什麼呢？等我們實在不行的時候，等深圳一年抬出多少籮筐的手指頭的時候，等這種剝奪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那就是個體復仇啊，於是乎，就是什麼砍手黨啊，什麼黑車黨啊，亂七八糟，黑社會化啊。什麼叫‘好處’？短期之內是能暴富，但你環境破壞了，資源破壞了，子孫後代的福祉沒有了，好嗎？你們如果認為好，我沒意見，我們反正快過去了，我們這代人馬上就要退休了。如果大家都說好，我幹嗎非得站出來，說你這是皇帝的新衣？”

“我們已經老了。”這是半個小時的談話過程中，溫鐵軍最常說的一句話。

第七章　戶籍與土地（1）

“能裝進幾十個人的大貨梯像一隻生病的巨獸，喘息著爬上了六樓，沉重的大門不情願地開啟之後，人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這個充滿學術氣的名字看上去和周圍的環境並不協調，它的‘鄰居’有不少是工人的集體宿舍，窗外掛滿了花花綠綠的衣服。但它的負責人劉開明很滿意……”

這是中國《經濟觀察報》三年前一篇報道的開場白。三年過去了，你仍然可以用這段話來描述劉開明創辦的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的辦公環境。

不過，我去劉開明的辦公室時，並沒有乘坐那隻病獸般的大貨梯。我不知道這棟舊廠房一般的破樓中還有電梯，我是自己“喘息著爬上了六樓”的。

劉開明剛剛送走了一位加拿大華裔學者。在我之後，他還有另外一位客人。知道我從英國來，他特別關照，“見縫插針”，把我“插”到了他原來排得滿滿的會客日程之中。

如果說北京學者溫鐵軍與我聊起中國的城市化程序時，不時流露出深深的憂慮和懷疑，那麼，談起同樣的話題時，劉開明的口氣卻要樂觀得多。

劉開明認為，城市化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的城市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吸納農業人口的空間。“農民進城比在家務農好，視野開闊了，對整個社會進步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他說。

但如果你認為劉開明對城市化帶來的問題、對農民工的困境視而不見，那你就錯了。劉開明寫過一本書：《邊緣人》，就曾細緻、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的那種無奈的“邊緣人”狀態；他所創辦的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更是一家專門從事農民工問題研究、支援和培訓的非贏利機構。

劉開明認為，導致中國城市化程度滯後、導致進城農民難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礙，就是戶籍制度。談到中國應該如何對待戶籍制度，他的口氣非常堅決：“必須取消。如果不取消，負作用會不斷加大，最後有可能會毀滅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

“讓農民工成為市民”——這是劉開明反覆強調的一句話。

但上海學者彭希哲卻認為，中國不應匆忙地取消戶籍制度。

在復旦大學文科大樓的辦公室裡，該校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教授接受了我的採訪。

“我覺得，如果歷史性地看待戶籍制度，那麼，我們可以說，在過去20年中，戶籍制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最大的貢獻。”他的這個觀點初聽上去，的確讓我吃了一驚，但彭教授並沒有看出我內心的驚訝，繼續闡述他的觀點，“我們可以這麼想，在過去20年中，中國在製造業的帶領下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中國製造業成為世界工廠的一個最核心的前提，就是中國有大量廉價勞動力，那麼，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主要就是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