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話也多了起來，但他眼中的困惑，卻始終沒有隨著他不斷吐出的菸圈而飄走。

我理解他為什麼感到困惑：不管是在各類工廠門口招工告示之前徘徊的人，還是在“鳳崗勞務大市場”出入的人，都是20歲上下的農村人模樣的年輕人。後來，我索性放棄了裝扮成找工者的努力，直接表白了自己的記者身份，反而因此消除了攀談物件眼中的懷疑和困惑。在隨後一個多小時的等人時間內，我就是以這種開誠佈公的新方式，又與幾位來自湖南、湖北、江西、雲南的找工者聊了起來。

鳳崗鎮大概可以自稱為中國的“省際鎮”

不過，儘管他們眼中的困惑消失了，但我心中的困惑卻隨著攀談者人數的增多而濃重起來：究竟是什麼力量，促使這些年輕的農村孩子從中國的四面八方湧入這個熱鬧但骯髒的南方小鎮，自願地投身於這些圍著有形或無形鐵絲網的工廠？

遺憾的是，大多數找工者行色匆匆，我只能與他們泛泛而談，難以深聊。就在我試圖向一位談得還算投機的雲南鄉村青年提及這個問題時，我的手機響了……

“你在哪裡？”我環顧四周，對著手機喊道。

“我看到你了。”遠處一輛“摩的”向我駛來，後座一位穿著工作服的男子，一手拿著手機，一手高高地向我揮舞著。

他就是吳勝發，《南方都市報》記者袁小兵推薦我採訪的一位“打工仔”。行前，袁小兵向我介紹說，吳勝發來自江西餘干縣的一個貧窮山村，因家貧讀不起書，所以只讀到初中畢業就出外打工了，但他來到東莞後，從出賣體力的底層工人幹起，踏踏實實，勤奮好學，如今已經混到了工程師和中層管理者的地位。“應該說，吳勝發是農民工中的成功者。”袁小兵最後補充了一句。

袁小兵與吳勝發是江西老鄉，袁小兵曾寫過一篇題為《異鄉的機器，模糊了家鄉的蟲鳴》的報道，就是專門寫吳勝發夫婦的。來鳳崗鎮之前，我也在網上詳細讀了這篇報道。

吳勝發從摩托車上跳下來，與我握手、問好。他中等個頭，瘦瘦的，雖然袁小兵說他年齡已經三十歲出頭，但他笑起來，很樸實，甚至還有些拘謹，仍像剛從農村走出來的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與我剛剛攀談的幾位找工者似乎沒有太大不同，倒是與我想象中的“成功者”大相徑庭。

“沒吃晚飯吧？我請你吃飯。”寒暄之後，他對我說。

“哪能讓你請，還是我請你吧。”

爭搶一番，他讓了步。我們坐在另外一輛“摩的”的後座上，穿越傍晚時分鳳崗鎮那潮熱、喧囂的大街小巷，來到了一家東北菜館。

等待飯菜上桌時，我才發現，他的笑容很有“欺騙性”──他其實很愛說話。他不斷問我英國的情況，彷彿我是被採訪者：他問了英國的住房、問了英國的醫療、問了英國人的收入、甚至問了當時中國電視報道的英國首相易人的新聞……他的問題那麼多，以至於我無法“翻身”，找不到反問的機會。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著他的問題，腦子裡卻始終纏繞著一個問題：難道當時把吳勝發從熟悉的山鄉吸引到陌生的工廠的牽引力，就是促使他不停向我提問的那種對外界的好奇心？

離開那家東北菜館，吳勝發邀請我到他家坐坐。在漫長的夜車路途中，我終於找到了“翻身”反問的機會。

不過，我發現，談到自己時，吳勝發不像詢問英國風土人情時那麼興奮，一路上，他的神色和言語似乎一直沒有“飛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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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異鄉不再有蟲鳴（3）

吳勝發自己的小家在東莞市寮步鎮，離他的工作地點鳳崗鎮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因為距離遙遠，也因為經常加班，他每週僅僅與妻子和七歲的兒子共同渡過一個短暫的週末，其餘時間只好住在工廠的集體宿舍裡。

“為什麼不在東莞城區找一份工作？或者讓你妻子來鳳崗鎮工作？”我反問。

“不容易啊，我們倆都很難找到收入、職位類似的工作。”車上光線很暗，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從他的語調中感覺出他此刻眉頭緊鎖。

“普工容易找，但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收入不過一千來塊錢。”沉默了一會兒，他又補充說。

“普工”是“普通工人”的簡稱，沒技術，也沒“錢”途。而吳勝發現在是鳳崗鎮一家五金廠的工程師，月薪3500元，妻子則是東城區一家電話機廠的高階技術員，在東莞打工的數百萬“農民工”中，能混到這一步的夫婦，實屬鳳毛麟角，但代價就是“一家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