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清的罪名，已指明為“情實”，卻由於打通了秋審處的關節，而餘光倬勢孤不能力爭，所以未將上諭中“非為何桂清情有可原，將來可從末減，致蹈輕縱”的“緊要之語”敘入，企圖矇混過關，不想又遇到了一個硬錚錚的對頭。

這個對頭就是李棠階。軍機大臣中除了恭親王以外，本以恭親王的老丈人桂良為首，桂良在咸豐八年與英法公使在上海議和時，深得何桂清的助力，所以何桂清被逮到京，他亦很出力相救。哪知這年夏天一病而亡，軍機大臣空出來一個缺，秋天補了李棠階，此時便根據曾國藩的覆奏力爭，因而降旨切責刑部，嚴加申飭。

於是刑部補具手續，特降諭旨：已革兩江總督何桂清一犯，因廷臣會議，互有異同，酌中定議，將該犯比照帶兵大員失陷城寨本律，予以新監候，秋後處決，已屬法外之仁。

今已秋後屆期，若因停勾之年，再行停緩，致情罪重大之犯，久稽顯戮，何以肅刑章而示炯戒？何桂清著即行處決！

於是何桂清被綁赴菜市口，一刀斬訖。而餘光倬則跟何桂清的私黨結了怨，而本來已考上了御史，而且“京察”一等，照例立即可以升補，為人藉故彈劾，京察一等及御史記名，一律撤銷，竟致閒廢。

＊＊＊現在再回頭來談王有齡。

他是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到杭州的，一到先辦善後，李秀成初次攻佔杭州，雖只逗留了七天功夫，但杭州府屬的百姓，死了二十幾萬。城是空城，大小衙門統通燒光，無錢無糧，而要撫輯流亡，確是大不易之事，好在他跟浙江的關係特深，又有朱大器幫忙，勉強修葺城牆，製造器械，將張國樑所部以及他自己從江蘇帶來的親兵，總共三千人不到，分駐各處，算是防務粗定。

但不過一個月的功夫，江蘇的局勢急劇惡化，太平軍勢如破竹地一路打過來，佔領松江，並已迫近浙江邊境，果然，四月二十四日嘉興失守。此時如果長驅南下，杭州可能早已不守，但太平軍的基本戰略，是要鞏固“天京”外圍，如果進攻杭州，則一線深入，自蹈危地，為兵家所忌。

太平軍當時的第一目標是上海，如能攻佔上海，則不但海關的洋稅，大堪潤澤，而且有了通外洋的海口，購舊船二十艘，水陸並進攻湖北的計劃可以實現，同時軍械糧食，亦可猶得源源接濟。因此，嘉興的一支兵，為攻上海的後備，自然不肯用於無用之地的杭州。

但是，東北面的壓力雖不重，西北面卻又吃緊，廣德失守，總兵米興朝退至孝豐。接著，陳玉成佯攻揚州，牽制官軍的任務，由於李秀成席捲吳中而完成，回金陵休養數日，於六月初五日由宜興入浙江，連佔長興、於潛、臨安，１３天攻到餘杭，離杭州只有幾十裡的路了。

其時浙江的兵力，以不受徐有壬歡迎的張玉良一軍為主，正在嘉興一帶防守，浙江除了湖州附近以外，就數嘉興到杭州這一段最富庶，為保餉源，這一路不能不著力防守，所以張玉良一軍不能撤回相救。此外，福建的援兵未到，江西有援兵三千人，卻遠在玉山，只有守門的三千餘人，可以調遣，帶兵官叫劉季三，是個總兵，受命攔截，在杭州城北的拱宸橋遭遇，王有齡亦帶隊上城牆助戰，劉季三總算打得不錯，身先士卒，親以洋槍斃敵。太平軍暫時退走，但大隊有十幾萬人之多，而官軍總數只得一萬三千，就在這眾寡懸殊，形勢危殆之際，陳玉成忽然得了重病，不能指揮。

於是陳玉成全軍撤退，餘杭、臨安、於潛、富陽、新城等地，相繼克復，杭州暫時轉危為安。但是，軍餉卻成了大問題。

浙江全省軍餉，每月需四十幾萬。當時籌餉的方法，各地大同小異，大同者，取之於商民的厘捐，小異者，稅源因地因時而有差別。浙江的厘捐，以絲茶為大宗，皖南一途，兵連禍結，茶商裹足，此外行銷江西徽州的所謂“餉鹽”，亦由於烽煙處處，道路艱難而無法運銷，厘捐收入，大不如前。

除本省自籌以外，又有所謂“協餉”，靠比較平靖而富庶的省分協助，浙江每月的協餉是：江西６萬、湖南３萬、四川５萬。此時都自顧不暇，根本不解，只偶爾福建有所接濟。

這樣通扯計算，每月要差半數，王有齡雖以善於籌餉著名，但差額過大，亦有難於彌補之苦。

幸好，李秀成對上海發動的攻勢，受到了有力的打擊，所以整個東南大局，猶有可為。

＊＊＊江蘇膏腴之地，其時只剩下馮子材一軍苦守鎮江，以及上海與浦東三縣而已。但上海由於租界的關係，造成了畸形的繁榮，所以關稅百金，數倍於往昔。在何桂清未失蘇常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