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商社等同稅率，積極參與國家行為，或者將利潤轉化到生產再投資的商社將獲得十分之一的反稅率。

工業產值稅則依靠製造商社、生產型商社及商社運營行為中的生產製造行為產生的商品，依據銷售額減去成本所得到增值利潤進行界定，這種工業產值稅依然維持利潤所得進行計算。是對製造業的一種強有力地扶持，稅率定為百分之十六。

個人所得稅則將年收入超過三百銀元以上的大漢帝國疆域內所有從事生產活動的人定為納稅人，納稅方式為年收入減去三百銀元乘以百分之十五。個人所得稅中，遺產承繼和其他非正常勞動生產所得財產地納稅方式為所得財物乘以百分之二十。

農業稅則是針對整個大農業範圍綜合制定的稅收政策，農耕種植業為定畝稅，水田為每兩畝每年納一銀元，旱田為每三畝納一銀元，不分田好田壞，這個制定策略是鼓勵人們放棄不適合耕種的田地，轉而將不適合耕種的田地迴歸漁林牧三業。漁業養殖業同樣為定畝稅，每畝納銀零點七銀元，畜牧業採取按人徵稅，凡十八歲以上者，每年納銀五元。

劉協得到蔣琬《大漢帝國新銀稅制》的草稿後，又加上關稅和消費稅，具體的條款則自己擬定，關稅收取採用進口稅為百分之二十，出口關稅為百分之十，消費稅將單件物品除住房外，消費超過百銀元者，每過十銀元加收一銀元消費稅。

劉協希望透過關稅刺激出口，抑制進口，並透過消費稅抑制奢侈品消費，雖然大漢帝國需要消費，但卻不需要奢侈品消費。

《大漢帝國新銀稅制》定型後，從最初簡單的商農兩稅制，轉變到商業貿易稅、工業產值稅、農業稅、個人所得稅、關稅和個人消費稅六個稅收支柱，這份新稅法的實施後，大漢帝國的稅收將比以往增加兩倍左右，從四億銀元提升到八億銀元，農業稅收所得比往年將下降三成左右，主要增幅是商稅和個人所得稅、個人消費稅三個部分。

《大漢帝國新銀稅制》的出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帝國對內部貧富協調的主要手段，也是對商社行為中輕工重貿行為的打擊，逼迫商社將資金迴歸生產當中去，對文化、競技產業實行半稅制，鼓勵文化和競技產業的發展。

壓制了近年來越來越嚴重的奢侈品消費現象，逼迫大漢帝國富人和新興階層將消費點集中迴歸到文化和競技產業方向，而不是玉器、古玩、珠寶等奢侈品消費範圍。

新銀稅制是一種超越當時時代的稅收體制，它在未來幾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時間內可能更加實用。劉協也非常清楚這一點，但新稅收制度可以更好地鼓勵和促進商社走向集約化生產道路，是帝國幾百年後仍然能夠確保平衡與和諧發展的基礎。

回觀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在工業革命前的道路，瘋狂的殖民地掠奪與奴隸貿易。給三國帶來了鉅額的貨幣資本，從而為工業革命累積了財力上的準備。

但從十六世紀開始，三個國家就走向了不同。英國颳起了近三個世紀的圈地運動，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大批廉價的勞動力。並且，英國過去是以國王名義借債，來彌補宮廷財政運轉的不足。1694年，英格蘭國家銀行的成立，標誌著由國王債務制度過渡到國家債務制度，這從另一條渠道為工業革命積累了資金。

英國政府大力開拓海外殖民地，積極實行保護關稅制度，為本國工商業尋找海外市場。與此同時，還把從各個渠道聚斂來的財富。絕大部分都用作生產性投資，以轉換為再生產的資本。而法國卻把資金都用來維持費用浩大的軍隊、宮廷享樂和奢侈消費，西班牙更是把海外貿易盤剝來的鉅額財富。用來購買國外廉價的商品，結果衝擊了本國的市場。

正是這種不同，最終使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爆發，也確保英國成為真正的日不落帝國。

在經過仔細地思考後，劉協覺得既然要推出新稅制。就應該盡力前行一步，伴隨新稅制的實施，促進國內生產力的進一步提升，並把這種提升的主要源泉和希望放在紡織業上。

做為教訓，劉協首先透過關稅制度。確保進口市場的狹小，對國內經濟不產生威脅，尤其是不大量從羅馬、埃及、印度王國進口，而是選擇在五個省和二十八個州實現內部自由貿易。

限制奢侈消費的同時，劉協也決心對軍隊進行有步驟的縮減，另一方面也要為新稅制提供實施的空間。

為了促進生產力地提高，增加勞動力供應和市場需求，劉協安排太學府和新成立的帝國技術革新委員會兩個新的課題——紡織業新技術研究和帝國新農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