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西亞，然後北上回國，那時已經七十九歲。從八十歲開始，他開始翻譯帶回來的經典，並寫作旅行記《　佛國記》　，直至八十六歲去世。

這位把彪炳史冊的壯舉放在六十五歲之後的老人，實在是月寸人類的年齡障礙作了一次最徹底的挑戰。

站在鍵陀羅遺址中，我真為中國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驕傲。中國文化的史記傳統使他們保持了文字記述的習慣，為歷史留下了《　佛國記》　和《　大唐西域記》　。現在，國曆史學家也承認，沒有中國人的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簡直難於梳理。甚至連印度史，也要借這些旅行記來修訂。

記得我和孟廣美小姐坐在塞卡普遺址間聊天時，她曾奇怪，為什麼這些融匯多種文明的浮雕中沒有中華文明的資訊？我說，喜馬拉雅山和帕米爾高原太高，海路又太遠，中華文明在公元前與這一帶的關係確實還沒有認真建立，但你可知道這些遺址是靠什麼發現的？靠玄類的《　大唐西域記》　和法顯的《　佛國記》　。

中國人的來到雖然晚了一點，但用準確的文字記載填補了這裡的歷史，指點了這裡的蘊藏，復活了這裡的遺蹟。中國人終究沒有缺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伊斯蘭堅，夜宿從川iott　旅館

遠行的人們

在健陀羅故地尋找到法顯和玄笑的足跡，我如此激動，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原因：這是我們歷險考察的長途中第一次在文化意義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經說過，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四種人，一是商人，二是軍人，三是僧人，四是詩人。

商人謀利，軍人從命，他們的遠行雖然也會帶來一些文化成果，但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企圖卻屬於遠行的僧人和詩人。

這四種人走路的遠近也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為中國曆代皇帝多數不喜歡萬里遠征。

那麼僧人與詩人呢？詩人，首先提叨仔些邊塞詩人，也包括像李白這樣腳頭特別散的大詩人，一生走的路倒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當真翻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這種願望，也沒有足夠的意志、毅力和體能。詩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麼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僧人就不一樣了。宗教理念給他們帶來了巨人的能量，他們中的優秀分子，更是不惜穿越生命絕境，去獲取精神上的經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現驚天地、泣鬼神的腳步。

於是，能走遠路的其實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確文化意圖的只有僧人。

我們這一路走來，曾在埃及的紅海邊想象古代中國商．人有可能抵達的極限，而在巴比倫和波斯古道，則已經可以判斷他們千年之前明確無誤的腳印。

千年之前，當其他古文明的馬蹄刀劍揮酒千里萬里的時候，中華文化還十分內向。終於有兩個僧人走出，抱著精神文化的目的，要用中國文字來吸納娜矽卜的智慧。我們與他們在鍵陀羅逆向遭遇，但接下來，卻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隨他們去考察印度，即他f　門所說的佛教聖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法顯和玄獎經歷千辛萬苦來到這裡，實際上是插入了異國他鄉的歷史，那麼，插人了人家的哪一段歷史呢？

法顯是五世紀初年到達的，離釋迎牟尼創立佛教已有九百年，離阿育王護法也有六百多年，已經進人大乘佛教時代的中段。大乘佛教經二百多年前的馬鳴和一百多年前的龍樹的整理闡揚，在理論上已蔚為大觀，在社會上則盛極一時。法顯在我現在站立的地方向西不遠處，當時叫弗樓沙的所在（今天的白沙瓦）曾見到過壯麗的“迪膩色邇大塔”，歎為觀止，而當時這樣的大塔比比皆是。這也就是說，他來對了時候。

玄獎比法顯晚到了二百多年，已是大乘佛教時代的後期。但他比法顯幸運的是，遇到了古代印度史上最後一位偉大的君主戒日王。戒日王正在以極高的政治威望和文化才能重振已處衰勢的大乘佛教，對玄獎也優禮有加。那麼，玄獎來的也正是時候。在戒日王之後，佛教衰微，以後就進入了密教時代。

他們在歷史的輝煌期到達，敏捷的求索目光不能不關注輝煌的來源和去處。因此他們實際取到的東西，要比帶回米的典籍多得多。

稚嘛在研究佛教的時候不能不追溯佛教產生前的背景文化，例如吠陀文獻，以及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