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知在那個時代，國民黨並沒有它自己的軍隊。它所有的不是當時有革命傾向的正規國軍，慕義投靠，就是地方雜牌民軍，就食而來，他們底戰鬥力和紀律，有時且遠不如老的‘北洋六鎮’。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說的‘驅市民為戰’。不但戰鬥力有限，而軍紀之敗壞，亦不下於‘北軍’。加以彈械糧餉皆缺，又師出無名，士氣不振，上海由陳其美指揮，連個製造局亦屢攻不下，徐州、廣東、湖南一觸即潰。稍微能堅持一二週者唯湖口與南京兩處，傷亡潰敗亦慘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軍起義，然由於蘇督程德全首鼠兩端，棄職潛往上海，孫派之激烈軍官何海鳴等確有意死守南京，苦撐待變。中山亦曾有意親臨指揮，終以黃興抱奮勇而來作罷。然黃氏覺事無可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從安徽戰場敗至南京，曾痛批黃興為‘一將無能，千軍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實覺孫公之發動二次革命，正如美國杜魯門總統對麥帥有意侵華之評語曰：“斯為一天時、地利、人和，無一不錯之戰爭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　on　a　wrong　place，　at　a　wrong　time）焉有勝利之望？

二次革命時未迭月，革命軍就全軍盡墨，國民黨全黨上下，掃地出門之後，早期夢想的‘以美為師’，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全盤失敗。孫公就要調換方向，‘以俄為師’，去搞獨裁專制了。袁公早就感覺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中國（見他和顧維鈞的對話），再經過與國民黨一番痛苦的鬥爭之後，金窩、銀窩，終不如狗窩，他老人家就要回頭去做皇帝了。吾人今從世紀之末，回看世紀之初，大概沒有什麼歷史難題不能理解的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一日於新澤西州）

中山要做獨裁黨魁　袁氏先做終身總統

發生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孫中山先生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二次革命’，時不旋踵，便全軍盡墨，一敗塗地。它的過程為時雖短（未出兩月），卻是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史中，一大里程碑。此話怎說呢？原來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廢除帝制，建立民國，而這個民國的建制卻是以美國模式作標準的。不幸這個‘二次革命’的爆發，卻標誌著這個美國模式的徹底‘流產’（注意：不是‘破產’，後節再漸次加以說明）。

我們要知道，中華民國的國體採用美國模式，原是當時新派人士──也可用個後來的名詞叫做‘進步人士’吧──他們包括全部的革命黨，和絕大部分對帝制絕望的‘君憲派’，甚至包括梁啟超也在內的原先‘保皇黨’的骨幹，都已一致認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發之後，這個全國一致的‘共同願望’（　national　concensus　），就頓成泡影了。

有許多革命理論家，可能不承認上述諸派（革命派、君憲派、保皇派……）的認知，可以反映全國人民的公意，因為當時全國人口有四萬萬之眾，上述數派知識分子人數有限，哪能代表全國人民呢？殊不知，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讀者賢達的地方。我們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際，正是我們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從帝制中國，邁向民治中國，轉型運動的啟蒙期。在這啟蒙期中，那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只是個‘沉默的多數’（　silent　majority　）。他們對所謂‘國體問題’，還不具備有發言的智慧（　wisdom　）和機運（　chance　）。那時能夠站起來說話的，只限於少數受有足夠教育的所謂知識分子……。我們大致也可給他們戴頂帽子叫‘吵鬧的少數’（　a　quarreling　minority　）吧。一百年前的中國，和今日海峽兩岸的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也是轉型進展中的‘階段問題’，階段不到未可蠟等也。我們不可犯史學上所謂‘現時觀念’的錯誤，……在二次革命前，這個吵鬧的少數（肯定不會超過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對美國模式的國體問題，原有其共同認知的。不幸這項共同認知，卻被二次革命，革得煙消雲散就是了。

對共和國體的認知

事過快百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這個美國模式從興中會開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正式誕生之時，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視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萬靈法寶（　magic　wand　）。先知先覺的孫中山先生就是據此靈藥丹方，再採納點亨利喬治的‘單稅法’加以修正，並加配點傳統中藥（言官制和科舉制），乃‘發明’了他自許有專利權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他老人家其後棲棲遑遑的搞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