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下）

早年國會的特點

筆者曾一再強調，‘議會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國近現代史上，政治轉型運動的終極目標。不幸在轉型初期，這個議會卻是個無法躐等施行的體制，一個可笑的大衙門和政治盲腸。它那八百羅漢的議員也是頗為社會輿論所詬病的，生活腐化的高階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這八百羅漢之中，卻沒一個羅漢，是由中國老百姓真正投票選出來的。他們原是各省區之內，對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憲派（老保皇黨），甚或是一些特地為競選議員而組織的各種社團的頭頭，相互鬥爭和協調，再經過各省縣的諮議局或省議會（也不是民選的），和各省都督，分別指派出來的，他們沒有選民。嚴格的說，他們也不代表老幾。他們之中當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適所說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當時北京的政治環境，尤其是這個羅漢廟，卻是個逐漸腐爛的政治醬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啟超），一但投入，為時不久，就會變成一個黨同伐異，爭吵不休的北京特產的幫閒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們人多勢大，而位尊祿厚。他們個體的年薪，平均為六千銀元。以當時購買力來計算足夠購買至少一千擔華南的稻穀，或相同數量的華北大麥。這在當時餓莩遍地的中國之任何一省，都是個特大號地主的收入。另外，國會每次會議時，與會者更享有‘出席費’的高額補貼。至於山珍海味的宴會；花酒、鴉片、賭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飯了。這與當時徹底破產的中國社會中億萬民眾的貧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們事實上，與當時貪汙腐化底軍閥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卻是統治階層中，最大的一個官僚集團，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議員也沒有多少人，懂得什麼叫做‘議事規則’。在正常集會時，除吵鬧不休之外，往往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因為會議時法定人數，時有不足故也。當時很多議員個人生活也非常糜爛。吃喝嫖睹，拉關係，走後門，都視為當然。當年北京的紅燈區，住滿高階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國會議員，最愛光顧的遊憩之所。社會人士也見怪不怪。君不見，當時清望所鐘的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文學院長）、中國共產黨的創黨人和‘家長’，──陳獨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的初期嘛。社會輿論不以為異呢。且用個今日大陸上的口語，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關於當年國會之不得民心，參見張玉法著，‘民國初年的政黨’，一九八五年臺北版，所引媒體的報導和評論，頁四五○─四五一。）

或問，議會政治，在今日先進的民主國家裡，都是全民景仰的體制，何以行之於中國，就糟亂若此呢？答曰，在先進的民主國家裡，這種議會制度，都是數百年，不斷的實踐，慢慢地一級一級發展起來的結果。我們來個速成班，搞東施效顰，一步登天，那有這麼容易呢？百年回首，時至今日，二十一世紀了，且看臺灣的議會政治，是否還有待改進呢？大陸至今對它還視為毒蛇猛獸，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總之，咱中國佬，要想掌握這套本領，恐怕至少還要半個世紀的苦苦磨練呢。近百年前，我們的老輩政客，看人家挑擔不重，畫虎不成，就出笑話了。

【筆者附註】我的好友，當代治民初國會和政黨歷史的權威張玉法、張朋園兩教授，都相信書面史料，認為民初國會議員真的是當時具有選民資格（約佔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選民選舉出來的。（見張著前書，第四章，第三節。）在下比兩位張教授痴長半代。舍下親友老輩，頗有當年國會中人。根據筆者個人幼年期所聽到的‘口述歷史’，就沒有一個所謂議員真是經過選民票選的。這也就是我個人所深信，‘口述歷史’往往可以彌補著述歷史之不足的緣故。

再者，抗戰後，我自己也具有選民資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親眼看到的立監國大代，也絕少是真正選民票選出來的。參選的候選人，其主要競選的地區，不在他們參選的省縣，而是在南京四處請託。當時大陸上最現代化的選區，上海南京應該是模範了。可是我在先嶽吳開先先生逝世後，一次和上海區選出的立委馬樹禮博士閒談，馬公就告訴我說，當年在上海參加選舉，‘沒有開公點頭，是不可能當選的。’其所以然者，是當時立監國大代的名額的分配，已由國民黨各派系，和民青兩黨議定了。競選者只能在各該黨派中和自己的同志去競選，與社會上的一般選民，關係不大也。吳開先先生當時是執政黨、CC系駐上海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