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對方，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我們給他倆安排了一處舒適的住宅，讓他們獨處幾天，處理好自己的關係。克里斯特爾已經告訴過我，她不想再回到紀堯姆的身邊。紀堯姆知道後深受刺激。在獄中度過的漫漫長夜裡，他曾滿懷希望能與克里斯特爾破鏡重圓。

雖然紀堯姆情緒低落，身體欠佳，他的期望卻很高。他可能覺得自己會被任命為我的副手，時不時地從走廊對面的辦公室到我屋裡小坐，為指揮潛伏在西德的間諜出謀劃策。可他脫離這一行時間太久了。我記得問過給他治過多種疾病的醫生，應該怎麼安排他才好。這位醫生曾給國家領導人中的幾個老人看過病，對他們的能力有清楚的認識。他是個相當幽默的人。當我嘆口氣說，惟一能讓紀堯姆滿意的是安排他進政治局時，他回答說：“多一個少一個反正都一樣。”

遇到這種情況，身邊有個女伴很有幫助。我們於是給紀堯姆派了一名討人喜歡的中年護士，表面理由是隨時觀察他的腎和心血管系統是否正常，其實也是想試試他倆是否能產生感情。這一著還真靈。兩人很快結了婚，在東柏林郊外的一所舒適房子裡安了家。這所房子是為了獎勵他為祖國作出的貢獻提供給他的。

研究紀堯姆的西德人士認為，他是一個性格分裂的人。人們似乎很難理解，像紀堯姆這樣的人居然可以同時為兩個如此水火不容的主人服務，而心理上又悠然自得。為了完成賦予他的使命，一名間諜改頭換面後必須牢記當初引導他投身這一行的信念。紀堯姆成功地潛伏到勃蘭特的身邊，完成了我們交給他的任務。但這並不妨礙他尊敬勃蘭特的為人以及他的領導才幹和成就。在制定東方政策過程中，紀堯姆堅信他在這一位置上為加深兩個德國之間的理解做出了貢獻。

紀堯姆被捕後不久，勃蘭特於1974年5月4日宣佈辭職。我始終認為，紀堯姆事件不是他辭職的原因，而只是一個藉口。勃蘭特在自己的回憶錄裡提到，身邊親信裡混入一個敵方間諜本不應成為他辭職的主要因素。依我個人之見，導致勃蘭特下臺的根源是社會民主黨的內部矛盾以及該黨領導層面臨的信任危機。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民黨內的三足鼎立的尷尬局面。勃蘭特是一足；當時任社民黨議會黨團主席的赫伯特·魏納是另一足；財政部長、後來接替勃蘭特任總理的施密特是第三足。紀堯姆提供的情報清楚地表明，勃蘭特內閣內的政敵已經對他虎視眈眈，用心之險絲毫不亞於我們從東柏林派去的間諜。其中最大的敵手無疑首推魏納。

魏納長得其貌不揚，說話尖刻。他是仍然在世的戰前德國左派的幾個元老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左派分裂成彼此勢不兩立的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魏納還是一名年輕共產黨員時曾為黨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做過秘密情報工作。30年代，他曾在共產國際擔任過領導職務。後來才知道，他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曾向人民內務委員會出賣過身邊的一些同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瑞典被捕，隨即把他所知道的德國國內的共產黨及其成員的情況一股腦告訴了瑞典警方。由於他的叛變行為，德共1942年將他開除出黨。戰後他加入了社會民主黨。西德高層政治家中，惟有他一人戰前就認識東德領導人，包括昂納克。然而悠悠歲月裡，他與昂納克天各一方。分別身為東德與西德的政要又使他們身不由己。對德國的分裂，兩人互相指責，儘管如此，往昔共同的信仰彷彿一條特殊紐帶，把兩人連在一起。藉助這條紐帶，他倆克服了冷戰造成的隔閡。

儘管魏納舉止嚇人（據有人半真半假地說，每次電視熒光屏上出現他的鏡頭時，家養的小貓小狗都被嚇得鑽到沙發底下），他卻十分同情德國分裂給人民帶來的家庭不幸。1973年5月，魏納透過一次與昂納克面對面的會晤，簡化了雙方交換被俘人員的手續。戰時在蘇聯度過的歲月使他患上了恐蘇症。一次他坦承，第一次動身去莫斯科前，他嚇得渾身發抖。然而他和昂納克都發現，年輕時同為共產黨員的經歷縮短了他倆的距離。兩人很快建立了一種近乎於朋友的關係。甚至可以說，魏納從共產主義轉向社會民主的心路歷程使他晚年時更接近東德，雖然意識形態上他一直與東德相左。原因是他覺得，昂納克領導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比他的黨更親切。

從一開始，勃蘭特對魏納與我們接觸就疑心重重，認定這位同事正在揹著他跟我們談判。我猜測，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從50年代起對這類秘密接觸已有所聞。至於勃蘭特到底瞭解多少，我無從知曉。勃蘭特懷疑魏納在聯邦議會的心腹維南德是克格勃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