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手下的同事犯的錯誤屬於另一種性質。分析紀堯姆夫婦面臨的危險時，我們完全忽視了15年前給紀堯姆發報的內容。當時已知它們早被西德破譯，可把這件事忘到了腦後。等到西德方面著手調查時，才醒悟到昔日發報內容的致命之處。經過長達幾個月的審判後，位於杜塞爾多夫的高階法院判紀堯姆夫婦有罪。克里斯特爾被判8年徒刑，紀堯姆13年。換了其他國家，這一判決可能顯得很輕。但在德國，這已屬重刑（考慮到兩個德國之間互相刺探情報比較容易引人上鉤而且頻繁，德國對間諜的判刑一般很短）。受審期間，這對夫婦自始至終沒向外界流露出兩人關係破裂的任何跡象。西德方面若是知道這一情況，很有可能會藉此對倆人進行分化打擊，套取口供。

紀堯姆的兒子皮埃爾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弄懵了。他的父親急得幾乎精神失常，頻頻給我寫信，懇求我照顧好這個孩子，教育他成為無愧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說來容易，做到這一點可就不那麼簡單了。為了照顧好這孩子，我手下的人忙得團團轉，恨不得單為他設一個處。當然，這不是孩子的錯。他以前生長的環境與東德截然不同。西德社會蔑視權威，鼓勵個人透過服飾、言語和行為表達自己的個性。謝天謝地，這股風沒有刮過柏林牆。東德的中小學校仍然保留了昔日普魯士講究秩序的遺風。我們設法找到一所最適合皮埃爾的學校。該校女校長已習慣於跟東德慣壞了的高幹子弟打交道。我們還跟幾位自由德國青年聯盟的積極分子和選自安全部門認為可靠的家庭的自願者打了招呼，讓他們主動跟皮埃爾交朋友。可這一切毫無結果。皮埃爾根本不去上課。偶爾去學校，也是搗亂生事，不好好聽講。之後不久，他表示想回波恩。我們聽後大驚失色。他的女朋友家在波恩。她父親是保守黨人，在內政部工作。每次皮埃爾去西德監獄探望父親，我們都擔心他會一去不復返。

為了留住他，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皮埃爾對攝影發生了興趣。我們局為他買了最新的攝影器材，還安排他在一家最好的彩色雜誌社實習。慢慢地，他交上了一位信仰社會主義的東德姑娘。她父親是情報局的軍官。我們不禁如釋重負。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約一年後，他倆雙雙申請移民西德。我們苦口婆心地勸告，兩人仍然執意要走。既然留不住，我們儘快為他倆辦好了出境手續，在邊界與他們揮手告別。為了不對紀堯姆食言，我使盡了渾身的解數。紀堯姆聽到這個訊息後極其失望。許多年後，這對父子才彌合了過去的裂痕。

我們轉告紀堯姆，讓他在獄中安靜等待。我們正在積極爭取與西德在幕後達成交易，用被我們關押的西德間諜換回他。然而1974年勃蘭特被迫辭職後，迅速換回紀堯姆夫婦的前景日益渺茫。勃蘭特的繼任人施密特堅持紀堯姆必須服滿刑，“一天也不能少”。這一案子成了政治足球，不僅涉及兩個德國，連華盛頓和莫斯科也捲了進來。正在獄中的蘇聯猶太人持不同政見者夏蘭斯基也成了交換紀堯姆的潛在人選。提出的交換方案換了一個又一個。時間一年年過去了，紀堯姆的釋放仍然杏無音訊。我們的年輕間諜計程車氣不禁受到影響。全力營救被捕的間諜不僅從道義上講義不容辭，也是使目前或將來執行危險使命的間諜放心的一種重要手段。

1981年3月，在一次牽扯到數名間諜的交換中，克里斯特爾獲釋。此時距紀堯姆服滿刑還剩8年。這次出獄的一名西德人指責波恩政府沒有盡力營救被東德關押的間諜。幕後的交易隨後加快了步伐。當年秋天，紀堯姆終於出獄。

一個灰濛濛的10月的日子裡，紀堯姆回到了25年前為了祖國利益而離別的家鄉。我安排在鄉間一處秘密地點為他舉行歡迎會。為了使紀堯姆感到回家的溫暖，我們派原來主管他這一攤的官員專程去邊界接他，直接把他帶到歡迎會場。紀堯姆身穿一身獄方臨別時送給他的不合身的普通西裝，還沒有完全從重獲自由的驚喜中醒過來。我們把他回國的經過拍成一部紀錄片，起名叫《凱旋而歸》，作為訓練課目的一項內容。我知道，紀堯姆對拖至今日才得以出獄仍心存怨氣，所以竭力想讓他清楚地感受到，我們把他視為英雄。

多年的獄中生活，加上對家人的思念使他看上去面色蒼白虛弱。我祝賀他說：“歡迎你回來，京特。一切終於過去了。”他答覆說：“謝謝你們為我做的一切。”我馬上指出，應當感謝的是他而不是我們。接下來大家沒完沒了地彼此感謝來感謝去。

紀堯姆瞥見自己的妻子正等在一邊。儘管此前兩人的婚姻已近破裂，而且很快再次陷入危機，兩人同時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