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罷課抗爭的“復課派”。他一度批判學生用罷課做武器是“下下策、不經濟”，使原本新文###動的思想運動意外觸發了政治運動。受到胡適的影響，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人在“五四”後迅速退出抗爭。羅家倫甚至批評，繼續發動罷課是“失敗、無聊”，力主大學生應該把精力放在校園學術、西方科學新知的研究上，避免介入社會運動。因此《新潮》這種轉向探索西方現代科學，只鑽研學問，不問外事的退縮、保守態度，長期以來遭到左派嚴厲的質疑和批判。

在這場“五四”定位論戰中，羅家倫的角色不過侷限於協助蔣介石在五四主導權之爭上爭取發言地位罷了。反倒是與胡適的密切關係，使羅家倫成了為蔣介石傳話、拉攏胡適的重要人物。1951年間，《自由中國》與國民黨、兩蔣因《政府不能誘民於罪》一文發生摩擦，幾乎被查禁，羅家倫為此銜命赴美與胡適溝通，勸說胡適不要繼續擔任《自由中國》發行人。

精神透支過世　書畫珍品捐贈臺北“故宮博物院”

隨著記憶力急劇衰退，身體轉趨虛弱，畢生相信科學的羅家倫，雖然無法接受腦功能衰退的診斷結果，以及需要更多時間休養的醫師建議，無可奈何之下，還是在1967年決定退休，于山清水秀的臺北外雙溪靜養。“國史館館長”由復旦公學的同學黃季陸取代，“黨史會”職務也在年底一併移交黃季陸；“中國國際筆會”會長一職則在次年交給林語堂。

不過羅家倫退休後健康不見好轉，幾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