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四個問題：第一，軍事上要大大提高一步；第二，兵器物資要送得上去；第三，兵器物資要用得上去；第四，前方與後方要密切協同。

就這四個要點，他進行了深入的闡述，以達到使全院關心、瞭解朝鮮戰場，啟發大家在聯絡實際中充實教學。

此後，劉伯承又組織指導見學團編寫了《朝鮮戰地見習報告》和《朝鮮作戰經驗彙集》。

他不以此滿足，繼而，又組織和指導這一年暑期入學的志願軍學員編寫了《志願軍抗美援朝戰例彙集》一共有10餘冊，100多篇文章。

這種前線與學院的整體合作，戰教結合的相互交流，既昇華了志願軍與現代化對手的作戰經驗，同時也豐富並充實了學院的教學訓練。

由於戰教結合方針的徹底施行，學員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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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山掌教碩果累累（5）

志願軍某部的領導幹部給劉院長來信說：“一年來我們深深體會到在學院所學到的東西對於指導實際的重要意義。

過去所學的理論，幫助我們在工作上解決了許多困難，使我們在許多問題上能夠正確地貫徹執行建軍方針，服從建軍利益。

如果說我們離校後在工作上稍有成績的話，這就是學院對我們教育的結果。”

許多畢業學員來信，要求發給他們多種教材講義各一套，便於他們繼續學習和指導部隊訓練。

部隊需要學院的教材講義如此急切，說明學院的教學同部隊的實際緊緊結合。

劉伯承還是像戰爭年代那樣，那裡重要他就出現在那裡。

教材是辦軍院的一件大事。

他要求編寫材料、講義，一定要內容準確，用語科學，提法恰當，標點符號無誤。

他說：“對基本的東西，不能有一個字的差錯。

錯了，會以訛傳訛，後患無窮。”

1954年5月9日，他在致負責編輯出版工作的王文治的信中指出：“各項講義用術語須一致，而文字須清楚，否則會使人錯解、誤解，甚至遺害國防！”當時，有許多人不重視軍事術語的統一工作，認為這是細枝末節，是挑字眼摳名詞，對搞這項工作沒有興趣；有的則採取輕率態度，隨意修改和使用軍事術語。

劉伯承認為軍事學院是軍隊的一個重要的學術機關，有責任把研究確定的軍事術語（包括軍隊標號）呈報中央軍委使用，以在全軍得到統一。

為此，他親自負責，掌握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