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1200名民兵因地施教。

“三一八”、“九一八”兩次民兵檢閱大會，每次都有上萬名民兵參加，一二九師1941年軍事工作總結報告對此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大會上的各種競賽極為生動，成為教育民兵的最好方式。”

跳出合擊圈1942年，日本侵略軍實行其所謂“駐山西日軍總進攻”，春、夏、秋三次大規模對太行區的“掃蕩”，其目的是反覆奔襲我軍的統帥機關，摧毀抗日根據地軍民的生存條件。

在夏季“掃蕩”時，敵軍集中兵力2�5萬人，其中除了經常同我軍交手的第三十六師團（白晉線）、第四混成旅團（正太線）、第一五九聯隊（高邑、沙河）等部之外，敵人還從平漢線調來了一一師團，從道清線調來了第三十五師團。

這是敵軍出動兵力最多的一次，交戰長達55天之久。

其餘兩次敵人出動的兵力是1�5萬人和1�6萬人，交戰時間是31天和22天。

這就是說太行區這一年有108天在進行大規模的反“掃蕩”作戰。

要戰勝如此強大而又非常狡猾的敵人，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劉伯承在這樣嚴重的形勢中，不斷提出有效的對策，使太行區的對敵鬥爭擺脫困境，為日後的再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日軍不但憑藉其優勢的兵力和裝備，而且不斷地變換戰術，“它融合‘九一八’以來與我鬥爭的經驗”，“特別在‘七七’事變後與我八路軍戰鬥的失敗中積蓄了許多經驗。

它現在所採用的就是它在12年侵華戰史中的戰術選集。”

敵人甚至採用了劉伯承的遊擊集團戰術，用來同劉伯承指揮的遊擊集團較量。

劉伯承的軍事思想中很突出的一點是因人、因時、因地制宜，從實戰出發，它認為“必須抓緊新的具體情況進行之，不可演出公式主義。”

他剖析敵軍是“以正規軍作游擊戰，所以它富於協同性的規律性，”但這種“限時限地的進退，戰鬥分界線的嚴格劃分，束縛了各路的機動。”

同時敵人是異族的侵略戰爭，這是它致命的弱點。

我軍則完全相反，“一切都是沒有規律的行動，使敵人無從偵察捕捉”，都是違反敵人假定的規律，“神出鬼沒，不入圈套，不碰硬壁。”

我方進行的是全面游擊戰爭，是軍民血肉結合的全力戰。

敵我雙方都從土地革命戰爭中不斷吸取對自己有用的經驗。

敵人依託“囚籠”政策來進行所謂“總力戰”，這是日軍“發揚了塞克特（德國陸軍參謀長，曾為蔣介石軍事顧問團團長）佈置在江西的碉堡政策，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辦法。”

劉伯承的遊擊集團是發展了土地革命時期的游擊戰爭，要使我軍“能在反‘掃蕩’中轉成主動，”他在《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情況》一文中，總結了蘇區游擊戰爭的經驗，“力爭戰爭的主動權，即攻勢防禦，承認敵對我是大‘圍剿’，但是戰役上我對敵是小圍剿，或者是大‘換防’，跳出外線作戰。”

因此，在反“掃蕩”的全過程（一、反合圍，二、反抉剔，三、追擊）中保障我軍指揮部不中斷指揮，就成為十分重要的任務了。

師部成為敵軍合圍的主要目標。

要掌握指揮上的主動，首先就得使處於重兵急襲的師部擺脫險境，適時地跳出敵軍還未構成的合擊圈（即利害變換線）。

合擊與跳出合擊，就成了敵我雙方較量的焦點。

應該正視事實，當時要挫敗敵軍合擊計劃是一件至為艱難的事，敵軍不但兵力強大，戰術大有改進，而且一年前晉升為大將的敵軍指揮官岡村寧次“長於政治陰謀，尤長於招搖撞騙，散佈恐日病菌，以期滅亡人心，來配合軍事‘掃蕩’”。

日軍的準備工作非常充分，甚至把我八路軍總部首長和一二九師師部首長的肖像印成小冊子，讓士兵隨身攜帶，便於查對。

不尋常的一年（3）

其中僅有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的照片弄錯了（其實照片上是一二九師三八五旅盧仁燦主任），其餘都沒有錯。

為了有效地對待日軍“掃蕩”，劉伯承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其中最為主要的就是積極地實行精兵簡政。

以精簡作為1942年1月首先進行的大事，他和鄧小平親自向師直屬隊作動員報告，堅決貫徹師部精簡方案。

劉伯承感到帶領龐大的師直屬隊和機關跳出敵人的合擊圈，猶如身背一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