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史上光輝的不可磨滅的一頁。

不尋常的一年（1）

1942年是華北敵後抗戰最艱苦的一年，八路軍一二九師（兼太行軍區）在堅持太行山區各項鬥爭中取得了“苦戰破鐵壁”（陳毅詩）的勝利，使日本侵略軍以摧毀抗戰軍民的生存條件為目標的戰略徹底破產。

這一年，劉伯承師長（兼太行軍區司令員）的軍事學術成果極為豐富，並且在實戰考驗中得到檢驗，取得了極為輝煌的成果。

在《劉伯承軍事文選》（收集了從1926年到1963年共37年的論著）一書中，1942年的文章就佔了1/7，這些論著一方面總結了我國人民革命戰爭的經驗，指導了當時的鬥爭；另一方面對未來戰爭亦有理論上的啟發和引導作用。

“每次戰鬥後必做軍事與政治總結制度”，這是一二九師抗日出徵以來，由劉伯承師長親自規定的。

在戰鬥最頻繁的1942年中，劉伯承本人對這一規定執行得最為精心、也最為認真。

因為這個措施對“本師的戰鬥技術與政治思想工作，從實戰經驗與戰術理論聯絡上，得到相當的進步。”

“特別是指揮員自己的實戰作業，在戰鬥勝負上給了事實的答案，經過一番複審，必然取得戰術的進步。”

備戰很充分從1941年開始，劉伯承就反覆地、充分地對部隊進行反“掃蕩”的戰備教育，喚起幹部要足夠地認識“敵人常集結最大兵力‘掃蕩’一個區域”，時間要“連續一月甚至兩月之久”，這種毀滅性“掃蕩”是要“徹底摧毀抗戰的人力、物力、財力，特別是尋找與消滅我有生力量。

”他甚至設想到一旦敵人使用“空軍著落隊”（即空降兵），我軍就要“特別抓緊其降落混亂之弱點，給以消滅的打擊。”

他從來反對公式主義，不能用老眼光看待對手，要各級首長“隨時注意研究敵人在‘掃蕩’中使用新的兵器、戰術……一切新的辦法。”

1941年，劉伯承軍事思想的主線仍然是敵進我進。

他認為一二九師“抗戰開始就敵進我進”，其“基本問題，就是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

而關鍵仍然是建立、加強和發展遊擊集團。

關於遊擊集團，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軍事論著中，劉伯承就曾多次論及。

1940年9月百團大戰第一階段總結中，劉伯承還是非常關心遊擊集團問題，他把軍區建設作為一個專題指出：“在一九三七年太原失守前，我們已經提出了軍區建設口號。”

他清醒地認為百團大戰的經驗告訴我們：“以後對參戰的民眾，應將精幹的自衛隊留在家裡，保衛地方，使一般自衛隊參加戰鬥。”

1941年初，劉伯承“獻給太行軍區擴大會議”的“關於太行軍區的建設和作戰問題”的方針性文章中，把“遊擊集團的發展”作為十個戰術問題的第一個是要“引起軍區同志的創造性地發揚優良的戰術。”

正因為如此，除了《關於強化遊擊集團的命令》（1941年5月24日）、《組織遊擊集團的要訣》（1941年6月16日）等專門性質的論著之外，劉伯承全年報告、文章和講話，都著力於倡導遊擊集團的展望、作用以及加強的具體方法，甚至在《慶祝抗大五週年》的文章中，劉伯承也主張以此作為主要課程。

在抗戰經驗總結中，劉伯承認為只有由正規軍、游擊隊、民兵三者組成的遊擊集團“才能進行有力的、扭住敵人的游擊戰爭。”

針對“敵人出動兵力一大，接濟必難，‘掃蕩’次數必稀，據點間隙必寬”的特點，劉伯承提出了遊擊集團十六字的戰術要訣，這就是：“以弱耗強，以強滅弱，以散耗集，以集滅散。”

為此，劉伯承做了許多切實的工作。

據資料記載，1941年是一二九師（兼太行軍區）教育辦得最多、範圍也最為廣泛的一年。

除繼續加強原來的師、旅幹部輪訓之外，還辦有參謀訓練隊，以及射擊、刺殺、擲彈筒等短訓隊。

為了造就民兵骨幹，還在抗大六分校增設了地方幹部隊（兩個連），在短期訓練班畢業的民兵幹部5038人（太行區民兵當年的統計是41602人），使1/10的民兵受到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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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尋常的一年（2）

劉伯承主張“不要把正規軍的那套辦法，呆板地運用到民兵中去。

”如像訓練使用地雷一項，師部就派出六個地雷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