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得達？乃視‘文法’如錢串，視生字如‘銅錢’，汲汲然日夜積累之；視‘疑難’如敵陣，惶惶然日夜攻佔之，不數月已能閱讀俄文書籍矣。”

20年代的中國，由俄文翻譯成中文的書很少，而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翻譯事業則開始日趨系統繁榮。

因此，劉伯承掌握了俄文這一工具，有利於擴大他的視野，便於學到更多的學識。

當然，最大的收穫是他得以到蘇聯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

伏龍芝學院1928年下半年，劉伯承被調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他踏進校門，一條醒目的大標語給劉伯承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一切戰術要適合一定的歷史時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現了，則軍隊的組織形式與指揮也隨之改變。”

終於拿到了俄文這把金鑰匙（2）

劉伯承由此聯想到在莫斯科高階步兵學校時，曾在教室裡看見的一幅標語：“離開實際的理論是死理論，離開理論的實際是瞎實際。”

這兩條警句的深刻內涵，對劉伯承的軍事思想有深刻的啟迪。

為了徹底弄通為什麼一切要適合一定的歷史時代，劉伯承從恩格斯《反杜林論》中找到了理論根據：“沒有什麼東西比陸軍和海軍更依賴於經濟前提。

裝備、編成、編制、戰術和戰略，首先依賴於當時的生產水平和交通狀況。

這裡起變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統帥的‘知識性的自由創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發明和兵士成分的改變；天才的統帥的影響最多隻限於使戰鬥的方式適合於新的武器和新的戰士。”

恩格斯這段精彩非凡的理論，深深地打動了劉伯承，他鼓起勇氣把這一節翻譯成中文。

從此他十分重視對恩格斯軍事著作的學習，從中受益匪淺。

最高軍事學府的主要課程有戰略、戰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史、蘇聯內戰史）、軍事地理、俄文等。

劉伯承學習軍事理論，力求結合實戰，每學一門課程，他都切實地聯絡過去親歷的戰例，從中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

因此，不論是課堂提問、圖上作業或野外演習，他都學得紮實，理解透徹。

為了調劑緊張而又繁重的學習生活，學校經常組織學員觀看電影。

劉伯承有一次看到影片《紅色銀花》中的中國人，形象愚昧落後、懦弱麻木、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甚至跪在地上歡迎侵入新疆的俄國人。

這種辱華情節嚴重地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劉伯承當場指出：這是對中國人的侮辱。

校方有關部門給他扣上“民族主義情緒”的帽子。

劉伯承深感弱國之民無地位，激勵自己更加發奮學習，為改變祖國落後、屈辱的命運而奮鬥。

從此，學校再組織什麼電影等文娛活動，他就很少參加了，寧願一個人在宿舍或圖書館讀書看報。

他對同學說：“來這裡學習，機會很難得，要爭取時間多學點東西。

黨隨時都可能叫我們回去參加戰鬥，那時就沒有這麼安定的環境和時間了。”

國內政治形勢，是劉伯承十分關心的問題。

1929年的一天，國內來人向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同志介紹湘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情況，劉伯承聽後很受鼓舞，他激動地向同學屈武談了自己的感受：中國的武裝鬥爭已經有了一個好的局面，儘管困難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

我很想現在就回國，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朱德同志一起戰鬥。

他一再向屈武表示：“中國革命同蘇聯情況不一樣。

中國一定要依靠農民，武裝農民，否則中國革命是不會成功的。”

這個思想是他從實際鬥爭裡總結出來的。

第八篇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第八篇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辦紅軍學校1932年1月，劉伯承由上海經香港、汕頭，轉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擔任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

一年半前，1930年7月，劉伯承結束學業，由蘇聯經東北迴到上海，被委任為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

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漢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書記兼參謀長，9月下旬回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協助周恩來處理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在當時那麼艱苦的條件下，辦好紅軍學校談何容易，困難重重。

劉伯承善於抓住關鍵，首先做好挑選教員的工作。

在他親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