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上方便。於是窗外就結了冰。查夜的漢族老師摔了大跤，喝問：“誰尿的！”格勒只好承認：“我。”卅麼時候尿的！“本想回答昨天，但脫口而出的是：”明天。“惹得在場老師和同學們哈哈大笑。

這是格勒軼事中作為保留節目的笑話，每回說起都能引發轟動效應。自那時起二十年間，格勒已用漢文寫得一手好文章，他的博士論文《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係》洋洋三十萬言，當然還有藏文和英文。

從高原本土生長起來的人類學家，就這樣走在西藏鄉間坡坡坎坎的小路上，從一個家院走進另一家院。那些不肯向我們這些外來人透露當地一妻多夫、一夫多妻情況的人們，倒十分樂意向他提供有關別稱為“打狗”＇注＇的一種男女之愛的風俗，這一方式的由來及某些情節。再由他轉述給我們。這是他獨享的優待。

充蕩著“酒神精神”的康巴土地塑造了他的品格：高傲，善良，激情和固執。他獨來獨往於科加，此際他與南希由時常的爭執發展到不愉快，索性慪氣不理人家啦。工作狂南希，只得依靠扎呷和次丹多吉協助。但是也有問題：那位次丹多吉由於缺乏耐心很不適合當翻譯，更何況他所翻譯的經過他的改編再創作已加進自己的觀點。聰明的南希很快識破了這一點，怨聲載道。她更喜歡由恭順能幹的“乾兒子”扎呷陪同。遺憾的是康巴小夥子扎呷理解西部藏區的藏語格外吃力，也不免叫苦連天。就這樣，大家還像上緊了發條的鐘表，只知工作和工作。而且由於水土不服，大家普遍感到不適，肚子脹。這是一種令人難為情的毛病。一天傍晚，南希覺得不舒服，強迫扎呷、老孫和我陪同她去山坡散步。行至田野上，發現豌豆將熟未熟正處於最佳可食狀態，除南希外的三個人大喜過望，遂彎腰採摘。南希說，豌豆雖然好吃，但不能偷呀！扎呷賴皮地還她一句，你承認好吃就行啊！南希誇張地大喊“古瑪（小偷）”，我們嬉皮笑臉地塞滿了每個衣袋，方才班師回朝。第二天，拿新鮮豌豆燒罐頭，南希和大家吃得好香——請科加人原諒我們這群流浪者，我們只偷襲過這麼一次。

對科加，韓興剛本是熟門熟路，一進村就榮幸地接受了一項工作：按原件複製一幅忿怒蓮花金剛的唐嘎——委託人製作唐嘎是一種積累功德的行為，對於工匠來說也具有同樣的意義。韓在繪製過程中還要言傳手教帶個徒弟：老縣長上中學的兒子。作坊就設在科加寺門相對的小樓，老縣長貢嘎的家中。這是一件極工筆精緻的活兒，早起晚歸，直到臨行前那一刻，小韓才畫完最後一筆。

記者小楊蒐集民歌。小楊很難合上群兒：不習慣於熱情的小夥子們的玩笑，也難以與中年人交流。她就成了孩子王，身後總跟著一群十多歲的女孩子。她教她們唱歌跳舞。這是學習了長輩們的榜樣；一位女工作隊員去某地開闢工作，教當地孩子們一首歌，那些孩子們因此終生記住了她。小楊也想讓科加的孩子們記住她，於是科加村便響徹了孩子們歡快的童聲合唱：“請把我的歌，帶回你的家；請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這歌聲，飛通海角天涯；明天明天這微笑，將是田野春花……”

楊成和老耿兩位師傅，上路當車伕，住勤當伙伕，真無私奉獻了。楊成生長於西藏，氣質性格被藏族同化，本質上已加入了合唱與群舞的行列，格外的不自私。所以他眼中的我們，個個都很功利，自私得可以。有一回他透露了這一想法。沒想到這一想法使我舉一反三，解決了我長期以來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個問題：西藏人物質生活水平很差，為何那樣樂觀？

楊成的評論與這一問題之間有必然的聯絡，正是我們這個拼湊起來的小團體之間，可互為參照，解決疑難：我看藏族百姓，正如南希看我：她物質上如此清貧，為什麼無憂無愁，反倒快樂呢？我看南希，正如楊成看我，只知道自己的工作，私心太重！

五十步笑百步！拿外星人的眼光看地球，地球人都一個水平。

宏觀說來是如此，具體說來，例如南希教授的性格，既是美國式的，又不是美國式的。

這群人中，南希和格勒兩位博士先生女士年齡最大，又是他倆最像孩子。南希幾次都要哭起來了，有苦無處訴，只好反覆跟我說：他在美國講學時多麼溫和，一到中國怎麼就這個樣子呢（她學他的樣子，誇張地把臉一沉）！“Why？Why？（為什麼）”

又有一次，她氣憤委屈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了：“他說他不再幫助我！他說他不再幫助我！”

在這種時候我能說什麼呢？況且我的英語和藏語是如此有限，很難做勸解工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