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時，與之通話的美國肯尼迪航天中心官員高呼的卻不是阿姆斯特朗的名字，而是一個正在地球上工作的人——“你踩下的腳印，也是布勞恩博士的足跡”。

沒有阿姆斯特朗，美國的航天部門可以立刻找到同樣出色的宇航員。然而，馮？布勞恩的工作就沒有這樣的可替代性。曾參加過德國納粹黨衛隊的德國人馮？布勞恩，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火箭專家。1942年德國成功發射的世界首枚能到達太空的A…2火箭就是他的傑作。1944年9月7日，德國使用他設計改良的A…4火箭（又稱V…2導彈）空襲英國，再次震撼整個世界，這是人類歷史上火箭和導彈的首次登臺亮相。

1945年，馮？布勞恩被美國搜捕人才的“特殊部隊”俘虜後，連同他的工作團隊126名工程師一起被秘密運到美國。但是，隨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馮？布勞恩等這些“納粹同犯”不但沒有送上軍事法庭，還成為了美國的座上賓。

馮？布勞恩一到美國，就被安置在美國陸軍裝備設計研究局工作。1955年，他加入美國籍，然後領導設計了美國的朱庇特…C火箭，被用以成功地發射了西方第一顆人造衛星“探索者1號”。1961年，馮？布勞恩成為美國的總統科學顧問，分管“阿波羅”登月工程，直接領導“土星”5號火箭的研發設計，這一火箭被用以運載阿波羅11號飛船，最終使人類第一次順利登上月球。

美國能夠如此接納一個來自敵對勢力的外國科學家，並讓他成為“阿波羅工程”這樣的專案主管和國家最高的科學顧問，對人才“不拘一格”的開放可見一斑。因此，另一個外國人——出身*的公費留學生錢學森能夠參與美國機密的技術部門，最終受到政府嘉獎，也一樣不那麼令人奇怪。

後來成為中國“兩彈元勳”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二戰中是美國國防部科學顧問組成員之一，曾跟隨老師馮？卡門到歐洲參加技術情報審訊。正是在錢學森的詢問下，馮？布勞恩寫出了《德國液態火箭研究與展望》的書面報告。錢學森也因此提出發展美國火箭技術的規劃建議，並獲得美國國防科學研究委員會科學發展局的稱讚：“（錢學森）在參加國防科學研究委員會科學研究發展局所作計劃的工作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作出了成功的貢獻。”

也正是因為錢學森參與專案的重要性，後來美國海軍部次長丹尼？金布林才會說出那句著名的證明“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的威脅：“錢學森無論走到哪裡，都抵得上5個師的兵力，我寧可把他擊斃在美國也不能讓他離開。”

事實上，如果沒有極端保守的“麥卡錫主義”一度佔據美國輿論主流，錢學森此後是否會憤怒地要求回到中國還是個未知數。意識形態高於一切的麥卡錫時代，一度被當作美國上個世紀最黑暗的時期，不僅僅大批海外出生、或與“赤色”有過接觸的優秀人才遭到懷疑與排斥，即使連當時美國的總統和國務卿都難以避免被批評成“紅色分子”，著名將軍喬治？馬歇爾還因此被迫辭職。

數年的“麥卡錫風波”帶來的懷疑、監視、*，讓錢學森三十年後都還耿耿於懷。1985年，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基沃思訪華時表示：錢學森在美國工作20年，對美國軍事科學發展做出極大貢獻，麥卡錫黑暗時期的橫加*沒有道理，美國政府願邀請錢學森訪美並由政府和有關學術機構授予“國家勳章”。錢學森當即拒絕說：“當年我離開美國，是被驅逐（deport）出境，按美國法律規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國。美國政府如果不公開給我*，今生今世絕不再踏上美國國土。”

但需要我們注意的是，“麥卡錫主義”並不為美國政府所支援，相反，它是以“政府批評者”的角色出現，透過影響社會輿論來逼迫政府在政策上就範，使得杜魯門政府與其後的艾森豪威爾政府成為輿論的“被脅持者”。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國務卿杜勒斯曾無奈地說：“我們正在麥卡錫的領導下走向美國式的法西斯主義。”正因為美國主流政治精英們並不同意“麥卡錫主義”以狹隘的愛國主義與意識形態作為選拔、使用人才的標準，才最終透過一系列的“明爭暗鬥”，在1954年推動國會發表了譴責麥卡錫參議員的決議。

開放——尤其是不分種族、不問國籍地向全世界最傑出的人才敞開大門，歡迎他們入籍並提供廣闊的發展平臺，是美國走向強國之路的關鍵詞。擁有馮？布勞恩這樣全球最頂尖的人才——而不僅僅只是美國本土最頂尖的人才——為美國工作，則是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的根本。而成為人才戰爭的贏家又與美國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