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

這個集團的名稱，來自毛奇在西里西亞的克萊騷的莊園。它不是一個陰謀團體，而是一個討論小組*　，它的成員代表了納粹上臺以前的德國社會的橫斷面，也可以說是他們希望在希特勒統治的這場惡夢消失之後將要出現的德國社會的橫斷面。它包括兩個耶穌會神甫，兩個路德派牧師，若干保守分子，自由分子，社會民主黨人，富裕的地主，前工會領導人，教授和外交官。雖然在出身和思想上各有不同，他們還是能找到廣泛的共同點，使他們的反對希特勒的運動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倫理方面、哲學方面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方面有一定的基礎。幾乎所有這些人都在戰爭結束之前被絞死了，他們遺留的檔案包括對未來的政府＇1016＇和對新社會的經濟。社會和精神基礎的規劃。根據這些檔案來判斷，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種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要成為兄弟，現代社會的可怕病症，人類精神的敗壞，將得到糾正。他們的理想是崇高的，高到像是在天空的白雲之中，而且還染上一點德國神秘主義的色彩。

但是，這些有崇高理想的年輕人卻有著令人難以相信的耐心。他們痛恨希特勒，痛恨他給德國和歐洲帶來墮落。但是，他們對於推翻希特勒並不感到興趣。他們認為德國即將遭到的失敗會完成這個使命。他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希特勒倒臺以後。毛奇當時曾這樣寫道：“對我們來說……戰後的歐洲是如何在我國人民心中重建人的形象的問題。”

傑出的美國新聞記者桃樂賽·湯普遜，長駐德國多年，對德國十分了解。

毛奇是她所接近的老朋友。她曾力勸他從山頂上走下來，正視現實。1942年夏天，在一系列從紐約發給“漢斯”的短波無線電廣播中，他請求他和他的朋友們採取一定行動消除那個惡魔似的獨裁者。她努力提醒他：“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聖者的世界裡，而是一個凡人的世界裡。”

“漢斯，上次我們見面，在臨湖的那個美麗的陽臺上一起喝茶……我說過，有一天你得用行動——劇烈的行動，來表明你的立場……而且我記得，我還問過你，你和你的朋友們究竟有沒有勇氣行動……”這是一個尖銳的問題。結果，答案看來是這樣：毛奇和他的朋友們有勇氣議論——他們因此被殺害了——而無勇氣行動。

這與其說是他們精神上的缺陷，倒不如說是理智上的缺陷，因為他們全部十分勇敢地面對殘酷的死亡。這個缺陷是造成克萊騷集團同貝克一戈臺勒—哈塞爾密謀集團之間分歧的主要原因，雖然他們對於未來接管納粹政權的政府的性質和結構也有爭論。

1943年1　月22日，他們在彼得·約克家裡舉行了一次正式會議，由貝克將軍主持。據哈塞爾在日記裡說，貝克“當時是比較軟弱和沉默的”。以後還開過幾次會。在未來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上，在“青年人”和“老年人”

——用哈塞爾的話——之間，掀起了一場猛烈的爭辯，毛奇同戈臺勒之間也衝突起來。哈塞爾認為，這位前任萊比錫市長十分“反動”，同時指出毛奇“傾向英美與和平主義”。秘密警察也注意到了這次會議，後來在對參加者的審訊中，對於這些討論提出了一份詳細得驚人的報告。

對密謀分子的活動，希姆萊已經掌握了比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所意識到的更多的線索。本書所敘述的歷史中，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轉折，這裡又出現了這樣一個轉折。在1943年的這個關頭，因為勝利的前景已經消失、失敗的前景已在眼前，這個舉止溫文而嗜血成性的黨衛隊領袖、第三帝國的警察頭子，開始對抵抗運動產生了個人的而且並不完全是不懷好意的興趣。

他同抵抗運動進行了不止一次的友好接觸。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這些密謀分子的心理狀況：他們之中不止一個人——特別是波比茨——竟開始認為可以用希姆萊代替希特勒！這個看來狂熱地效忠於希特勒的黨衛隊頭子，自己也開始這樣考慮，但是一直到最後，他始終耍兩面派的手法，而在這個過程之中，許多英勇的密謀分子在他手裡送了命。

抵抗運動現在在3　個方面進行工作。克萊騷集團為了擬訂一個幻想中的太平盛世的規劃，在進行著無休無止的討論。比較現實一些的貝克集團在努力想辦法殺掉希特勒，取得政權。它還在同西方進行接觸，以便讓民主的盟國得知將要發生的事情，並探詢它們將會同一個新的反納粹政府談判什麼樣的和約。*　這些接觸都是在斯德哥爾摩和瑞士進行的。

在瑞典首都，戈臺勒常常同銀行家馬爾克斯和雅可布·瓦倫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