晤。他們是他的老朋友，在倫敦有密切的商務關係和私人關係。在1942年4　月戈臺勒同雅可布·瓦倫堡舉行了一次會晤，戈臺勒催促他設法同丘吉爾接上頭。

密謀分子要求事先從這位首相那裡得到保證：如果他們逮捕希特勒並推翻納粹政府，盟國就同德國媾和。瓦倫堡回答說，根據他對英國政府的瞭解，要它作出這樣的保證是辦不到的。

一個月之後，兩個路德派教士在斯德哥爾摩同英國人進行了直接的接觸。他們是德國福音派教會對外關係局成員之一漢斯·舒恩菲爾德博士和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師，後者是一個著名的神職人員和積極的密謀分子。他們聽說英國聖公會契切斯特主教喬治·貝爾博士正在斯德哥爾摩訪問，就趕去見他。波霍弗是化了裝，拿著諜報局奧斯特上校給他的偽造護照出國的。

兩個牧師對主教談了密謀分子的計劃，而且同戈臺勒一樣，提出了這個問題：一旦希待勒被推翻之後，西方盟國是否將同一個非納粹政府談判一個體面的和約。他們要求透過私下的通訊或公開的宣言得到答覆。為了使主教得到反希特勒的密謀是認乎其真的印象，波霍弗給了他一份領導人名單。這個不慎的行動後來使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並且使得其他許多人不可避免地遭到殺害。

這是盟國所掌握的關於德國內部的反對派及其計劃的最權威和最新的材料。6　月間，貝爾主教回到倫敦之後，立即轉給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

但是，1938年曾經為了抗議張伯倫對希特勒的姑息政策而辭去外交大臣職務的艾登，看了這份材料以後，卻心存懷疑。因為從慕尼黑事件以來，英國政府曾經從自稱是德國密謀分子的人那裡得到過類似的材料，但是一直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結果就沒有給予答覆。

德國地下組織和盟國方面在瑞士的接觸，主要是透過艾倫·杜勒斯。他從1942年11月到戰爭結束，一直是在瑞士的美國戰略服務處的負責人。他的主要客人是漢斯·吉斯維烏斯。吉斯維烏斯是德國諜報局的工作人員，派在德國駐蘇黎世總領事館當副領事。他經常從柏林到伯爾尼來旅行。前面已經提到，他也是謀反活動的積極分子。他的作用主要是從貝克和戈臺勒那裡把訊息傳遞給杜勒斯，讓他隨時瞭解各種反希特勒計劃的發展情況。去訪問杜勒斯的其他德國人中間還有舒恩菲爾德博士和特羅特·佐·索爾茲，後者是克萊騷集團的成員之一，也是謀反活動的參加者之一。他有一次到瑞士去，像其他許多人做過的那樣，對杜勒斯提出“警告”：如果西方民主國家拒絕考慮同一個反納粹的德國政府簽訂一個體面的和約，密謀分子們就要轉向蘇俄。杜勒斯雖然本人表示同情，但無法給予任何保證。這些德國抵抗運動的領導人既如此堅持從西方取得有利的和平解決，而在取得這一和平解決之前，對除掉希特勒卻又如此躊躇不定，這不免使人們感到奇怪。人們可能以為，如果他們像經常所聲述的那樣——這無疑是真誠的——把納粹主義看作一種滔天的罪惡，他們就應該集中力量努力去推翻它，而不管西方會怎樣對待他們的新政權。人們得到這樣的印象：這些“善良的德國人”中的許多人，太容易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外部世界，正如他們之中的有些人，把第一次戰敗後德國的苦難，甚至於把希特勒本人的得勢，都歸咎於外部世界一樣。

“閃電計劃”

1943年2　月，戈臺勒在斯德哥爾摩告訴雅可布·瓦倫堡，“他們計劃在3　月份發動政變”。

他們確實有這樣的計劃。

這個計劃稱作“閃電計劃”，是陸軍辦公廳主任弗雷德里希·奧爾布里希特將軍和克魯格率領下在俄國作戰的中央集團軍參謀長馮·特萊斯科夫將軍兩人在1　月和2　月間籌劃的。奧爾布里希特是一個十分虔誠的教徒，新近才參加密謀集團。但是他由於就任新職，很快就成為一個關鍵人物。

作為補充軍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將軍的副手，他的地位使他能夠集結柏林和德國其他大城市的衛戍部隊來支援密謀分子。弗洛姆本人同克魯格一樣，現在對元首的幻想已經破滅了，但還被認為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所以沒有讓他參與這個密謀。

2　月末，奧爾布里希特對特萊斯科夫參謀部中一個低階軍官、年輕的費邊·馮·施拉勃倫道夫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是‘閃電’的時候了。”3　月初，密謀分子在中央集團軍總部所在地斯摩稜斯克舉行最後一次會議。諜報局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雖然沒有參加行動，他是知道這件事情的，還為這次會議作了安排。他同他手